本书讨论了各种制度理论之间的异同,评述了关于组织的制度研究的历史以及*新进展.并明确了其将来的研究方向。本书所提出的分析框架阐述了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以及制度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评述了经济学,社会学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探讨了符号、关系、惯例、人工器物等对各种制度安排的传播。讨论了组织场域理论及其实践意义。本书的适用对象主要为制度理论、组织理论、组织社会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者。

导论
**章 早期的制度主义
一、经济学的早期制度理论
二、政治学的早期制度理论
三、社会学的早期制度理论
四、小结与评论
第二章 制度理论与组织研究的合流
一、制度与组织:各种早期的理论视角
二、新制度理论的创立
三、小结与评论
第三章 分析框架的建构ⅰ: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
一、制度的定义
二、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
三、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与组织的合法性
四、与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分别相关的基本假定
五、小结与评论
第四章 分析框架的建构ⅱ:制度内容、能动性、传递者与分析层次
一、制度内容与组织
二、能动性与制度
三、制度的传递者
四、各种分析层次
五、小结与评论
第五章 制度的建立
一、创造制度
二、制度建立研究举要
三、小结与评论
第六章 制度化
一、三种制度化观:制度化的三种基础机制
二、制度维持与扩散
三、制度传递者与制度机制
四、小结与评论
第七章 制度过程与组织
一、关于组织与制度之间关系的三种看法
二、合法性与同形
三、制度环境与组织结构
四、组织的各种应对策略
五、组织多样性的根源
六、小结与评论
第八章 制度过程与组织场域
一、组织场域概念的界定
二、场域结构化过程
三、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解构与再结构化
四、小结与评论
第九章 结论与告诫
一、制度理论的独特性
二、新制度主义理论与研究的成熟
三、一点告诫意见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讨论了各种制度理论之间的异同,评述了关于组织的制度研究的历史以及*新进展.并明确了其将来的研究方向。《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所提出的分析框架阐述了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以及制度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评述了经济学,社会学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探讨了符号、关系、惯例、人工器物等对各种制度安排的传播。讨论了组织场域理论及其实践意义。《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的适用对象主要为制度理论、组织理论、组织社会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者。

《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社会学译丛·理论前沿系列

W·理查德·斯科特(W.Richard Scott)生于193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独著或台著的著作主要有《正式组织:一种比较视角》(1962)、《组织:理性的、自然的与开放的系统》(1981)。《制度变迁与**保健组织:从专业人员支配到看护行政化》(2000)。《组织与组织化:理性的、自然的与开放的系统观》(2007)等。1988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管理与组织理论分会杰出学者奖,1996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理查德·D·埃尔文奖。 1.与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相关的合法性与传播机制正如本书第三章所指出的,与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相关的合法性的含义及其传播机制多多少少有些不同。制度过程对于组织结构往往有着全面的明显影响,但却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如果我们从较长的时间范围来看,那么这种影响可能更加明显。“股份公司法”所产生的建构性影响,就是一个体现制度的规制性要素——与制度的文化一认知性要素的建构过程相结合——影响营利组织的十分明显的例子。这种社会安排(即股份公司法),可以使公司拥有更多的资源,并从中提取资源成为组织的资产,同时又对管理这些组织资产的人施加诸多的限制,以确保其履行责任。企业的股份公司形式,*早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然而后来英国南海股份有限公司的不佳命运,推迟了其他公司采纳这种公司形式,直到19世纪中期,这种公司形式才逐渐被其他公司认可和接受(Micklethwait&Wooldr4dge,2003:chap.2)。股份公司形式在形成初期,严格限于那些为各种公共目标服务的企业,如收费公路和运河,但后来私人公司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也逐渐得到了认可,这正如社会史家罗纳德·塞沃(Ronald E.Seavoy,1982)和威廉·罗伊(William G.Roy,1997)所指出的,由**立法机关逐个批准并颁发执照的做法,逐渐被向可以采取公司形式的组织提供一种合法样板的法律所代替。这种法律的(和文化的)变革,与19世纪后半叶英美工商企业的迅猛扩张有关,并且在美国,这种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几个州之间的竞争所推动的,它们竞相通过立法来提高工商企业组建股份公司的意愿。美国社区医院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特征,也可以很好地说明制度的规范性要素对组织结构的影响。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美国的医生们巩固和加强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权力,升级了他们的培训系统,并日益加强了对**领域的管辖和控制(Starr,1982)。尽管医生们日益依赖于医院所提供的技术设备、实验装置,以及医院所提供的那些实现准确有效的**所必需的护理服务,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不再受医院行政管理部门的控制,而是自己组织一个自治的**专业人员队伍,来监督临床**活动。这种“双重”控制结构——一种是行政的,另一种是专业同行的——在整个20世纪都是社区医院的重要组织原则(White,1982)。只有*近数十年来,医院的行政管理部门才开始注意对医院的普通医生进行直接的控制(见Scott et al.,2000)。卡林·诺尔一塞尔蒂纳(Karin Knorr.Certina,1999:242—243)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