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北岛先生*新的散文集,收录刚完成的十一篇作品,并可分成两部分。**部分是忆念,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间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第二部分则是游历,文笔精炼如诗,情感如压抑的火山,蕴涵爆破力量。青灯素帐,烛影惶惶。

辑一
听风楼记
青灯
我的日本朋友
芥末
如果天空不死
与死亡干杯
话说周氏兄弟
艾基在柏罗依特
远行
辑二
智利笔记
革命与雏菊
忆柏林
在中国这幅画的空白处
多情的仙人掌
三张唱
旅行记
西风

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
一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某个晚上,约摸十点多钟,我出家门,下楼,行百余步,到一号楼上二层左拐,敲响121室。冯伯伯先探出头来,再退身开门,原来正光着膀子。他挥挥手中的毛巾,说:“来。”于是我尾随他到厨房。他背对我,用毛巾在脸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时北京绝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条件洗澡。冯伯伯那年六十三岁,已发福,背部赘肉下垂,但还算壮实。他对拉着毛巾搓背,留下红印。正当他洗得酣畅,我突然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只见他身体僵住,背部一阵抽动。他慢慢转过身来,紧紧盯着我,问:“真的?”我点点头。“什么时候?”“就前两天。”他相信了我的话,把毛巾扔进脸盆,和我一起来到客厅。我们话不多,语言似乎变得并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张开,但并非笑容。
当我听到冯伯伯去世的消息,*初的反应是麻木的,像一个被冻僵了的人在记忆的火边慢慢缓过来;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门,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
我和冯伯伯住在同一个民主党派的宿舍大院——三不老胡同一号,那曾是郑和的宅邸。后来不知怎的,在囫囵吞枣的北京话中,“三宝老爹”演变成了 “三不老”。我们院的变迁,就如同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旋转舞台,让人眼晕:刚搬进去时还有假山,后来拆走推平了,建小高炉炼钢铁,盖食堂吃大锅饭;到了“文革”,挖地三尺,成了防空洞;改革开放又填实,立起新楼。
我和冯伯伯应该是一九七三年以后认识的,即他随下放大军回到北京不久。我那时跟着收音机学英语,通过我父亲介绍,结识了这位翻译界的老前辈。那时都没有电话。一个匮乏时代的好处是,人与人交往很简单——敲门应声,无繁文缛节。再说民主党派全“歇菜”了,翻译刊物也关张了,冯伯伯成了大闲人,百无一用;他为人又随和,喜欢跟年轻人交往。于是我利用时代优势,闯进冯伯伯的生活。
要说这“听风楼”,不高,仅丈余;不大,一室一厅而已。我从未入室,熟悉的只是那厅,会客、读书、写字、用餐、养花等多功能兼备。一进门,我就近坐在门旁小沙发上。一个小书架横在那里,为了把空间隔开,也给窥视者带来视觉障碍。冯伯伯往往坐对面的小沙发,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着楼角,想必冬天西北风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听风楼”。若引申,恐怕还有另一层含义:听人世间那凶险莫测的狂风。
冯伯伯学的是工商管理,即现在*时髦的MBA。他在上海沪江大学上二年级时结识郑安娜。当时英文剧社正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他一眼就看中了台上的郑安娜。他们于一九三八年成婚。他说:“和一个英文天才结婚,不搞翻译才怪。”
待我见到郑妈妈时,她已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太太了。每次几乎都是她来开门,向客厅里的冯伯伯通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她总是系围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干不完的家务事。她从老花镜上边看人,用老花镜外加放大镜看书看世界。她在“干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时**,结果一只眼瞎了,另一只眼也剩下微弱视力。我一直管她叫“冯妈妈”。她轻声细语,为人爽快;偶尔也抱怨,但止于一声叹息。她是由宋庆龄**给周恩来的,在全国总工会当翻译。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样,冯伯伯在翻译中遇到疑难总是问她。
记得我当时试着翻译毛姆的《人性枷锁》的**章。有个英文词egg-top,指的是英国人吃煮鸡蛋时敲开外壳挖下顶端的那部分。我译成“鸡蛋头”,又觉得莫名其妙,于是找冯伯伯商量,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他说,饮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译的。我们讨论一番,还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鸡蛋头”。
说实话,我用这么简单的问题去纠缠一个老翻译家,纯粹是找借口。他们家*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书,特别是外国文学作品。那些书名我都忘了,只记得有一本冯伯伯译的海明威的《第五纵队》,再现了海明威那电报式的文体,无疑是中国现代翻译的经典之作。他自己也对《第五纵队》的翻译*满意。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你想一次翻译成功不行,总是改了又改,出了书,再版时还要改,我译的海明威的戏剧《第五纵队》,我推倒重来了五六次,现在还得修改,但现在我已没力气改了。因此,我曾苦恼、气馁,想改行,可翻译是我的爱好……”
冯伯伯是个温和的人,总是笑眯眯地叼着烟斗,脸上老年斑似乎在强调着与岁月的妥协。我那时年轻气盛,口无遮拦,而他正从“反右”和“文革”的惊吓中韬光养晦,却宽厚地接纳了我的异端邪说,听着,但很少介入我的话题。
正是从我把“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带到听风楼,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是个用“鸡蛋头”纠缠他的文学青年了,我们成了“同谋”——由于分享了一个秘密,而这秘密将分别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冯伯伯彻夜难眠,为了不惊动冯妈妈,他独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风云变幻,大半辈子坎坷都历历在目。他本来盘算着“夹起尾巴做人”,混在社会闲杂人员中了此残生。
二
偶尔读到冯伯伯的一篇短文《向日葵》,让我感动,无疑对解读他的内心世界是重要的。这篇短文是由于梵高那幅《向日葵》拍卖中被私人据为己有引发的感叹,由此联想到很多年前在上海买下的一张复制品。
他写道:“十年动乱中,我被谪放到南荒的劳改农场,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劳役,心情惨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粪车,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日葵,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绿色墙上挂着的梵高《向日葵》。我忆起那时家庭的欢欣,三岁的女儿在学着大人腔说话,接着她也发觉自己学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来,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书,说等我大了,我也要念这个。而现在眼前只有几朵向日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飘浮,没个去处。以后每天拾粪,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宁愿到这处来兜个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几朵慢慢变成灰黄色的向日葵,重温一些旧时的欢乐,一直到有**农民把熟透了的果实收藏了进去。我记得那**我走过这家农院时,篱笆里孩子们正在争夺丰收的果实,一片笑声里夹着尖叫;我也想到了我远在北国的女儿,她现在如果就夹杂在这群孩子的喧哗中,该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见自己的父亲,衣衫褴褛,推着沉重的粪车,她又作何感想?我噙着眼里的泪水往回走。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画这画时,心头也许远比我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要不他为什么画出行将衰败的花朵呢?但他也梦想欢欣,要不他又为什么要用这耀眼的黄色作底呢?”
在我印象中,冯伯伯是个不善表达感情的人。没想到他在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伤,通过一幅画写尽人世的沧桑。一个记者前几年采访冯伯伯。据他记载,他*后问道:“你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你的一生吗?”冯亦代沉沉地说:“用不了几句话,用一个字就够了——难。”末了,老人突然怆然泪下,不停地抽泣。
我们不妨细读这篇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这幅画却没有带来;总觉得这幅画面与当时四周的气氛不相合拍似的。因为解放了,周围已没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是曾几何时,我又怀恋起这幅画来了。似乎人就像是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余晖里,都拼命要抓住这逐渐远去的夕阳。”这种内心的转折,反映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复杂关系。
冯亦代于一九四一年离开香港前往重庆,临行前曾受乔冠华嘱托。到重庆后,他对左翼戏剧影业帮助很大,并资助那些进步的文化人士。到了迟暮之年,记者在采访中问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他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黄宗英逗着问他:“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事是可笑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连**档案局的资料都解密了,还能真有什么秘密可言?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在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
据冯伯伯的女儿冯陶回忆:“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周恩来让胡乔木到南方去搜罗知识分子支持**政府,爸爸和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爸爸妈妈到了北京之后忙得不得了,根本见不着他们……那段时间应该是他们意气风发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他们希望建立这样的**。后来爸爸调到了外文出版社,没过多久,就开始了反右运动,爸爸也是外文社**个被打成右派的。”
据说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风会上,大家都急着把帽子抛出去,免得自己倒霉。而这顶右派帽子怎么就偏偏落到他头上了?依我看,这无疑和冯伯伯的性格有关。首先人家让他提意见,他义不容辞;等轮到分配帽子时,他又不便推托,只好留给自己受用。这和他所说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冯伯伯跟我父亲早在重庆就认识了,他们同在**信托局,我父亲只是个小职员,而冯伯伯是**信托局造币厂副厂长。那时的文艺界都管他叫“冯二哥”,但谁也闹不清这称号的出处。据说,他仗义疏财,“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凡是在餐馆请客都是他“埋单”。要说这也在情理之中,和众多穷文人在一起,谁让他是印钞票的呢?
据说到了晚年,冯伯伯卧床不起,黄宗英向他通报刚收到的一笔稿费,冯伯伯问了问数目,然后用大拇指一比划,说:“请客”。
文革中冯伯伯除了“美蒋特务”、“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罪名外,还有一条是“二流堂黑干将”。关于“二流堂”,冯伯伯后来回忆道:“香港沦陷后,从香港撤退的大批进步文化人汇聚重庆。首先见到夏衍,他住黄角垭口朋友家里。不久夏衍夫人亦来。唐瑜便在山坡处另建一所三开间房子,人称‘二流堂 ’。重庆的文化人经常来这里喝茶、会友、商谈工作。”
郭沫若戏称的“二流堂”,不过是个文人相聚的沙龙而已。同是天涯沦落人,觥筹交错,一时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讲”的事,为杯中酒留下多少阴影。既然堂中无大哥,这仗义疏财的“冯二哥”自然成了头头,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讲”的事,赶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经历革命逻辑及其所有悖论的考验。他回忆道:“文革时我*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间,牙齿全部动摇,就医结果,十天之内,拔尽了上下牙齿,成为‘无齿’之徒。”
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是怎么起步的,这几乎决定了他的一生。冯伯伯当年也是个文学青年,居然也写过新诗。说起文学生涯的开端,他总是提到戴望舒。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在香港《星岛日报》编辑部认识戴望舒。戴望舒对他说:“你的稿子我都看过了。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你该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说译完,不过你写的诗大部分是模仿的,没有新意,不是从古典作品里来的,便是从外国来的,也有从我这儿来的。我说句直率的话,你成不了诗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
三
七十年代末,听风楼终于装上了电话,那是个现代化的信号,忙的信号,开放与拒绝的信号。冯伯伯从此成了大忙人,社会活动越来越多。我再按往日的习惯去敲门,往往扑空,只能跟冯妈妈拉拉家常。
《世界文学》要复刊了,这就等于给一棵眼见着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冯伯伯喜形于色,郑重宣布《世界文学》请他翻译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说,发在复刊号上。但毕竟手艺生疏了,得意之余又有点儿含糊。他*后想出个高招,请一帮文学青年前来助阵,也包括我。他向我们朗读刚译好的初稿,请大家逐字逐句发表意见,为了让译文更顺畅更口语化。一连好几个**,我们聚在冯伯伯的狭小的客厅里,欢声笑语,好像过节一样。我们常为某个词争得脸红脖子粗,冯妈妈握着放大镜对准大词典,帮他锁定确切的含义。*后当然由冯伯伯拍板,只见他抽烟斗望着天花板,沉吟良久,*后说:“让我再想想。”
像冯伯伯这样的大翻译家,居然在自己的领地如履薄冰。他常被一个词卡住而苦恼数日,*终顿悟有如天助一般,让他欣喜若狂。再看看如今那些批量生产的商业化文学翻译产品,就气不打一处来。
而冯伯伯在百忙中并没忘掉我,他把我介绍给筹建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阎明复。我参加了翻译资格考试,居然考中了,但*终还是没调成。随后他又把我介绍到刚复刊的《新观察》杂志社,**了一阵,我成了文艺组的编辑。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某个下午,我匆匆赶到听风楼,冯伯伯刚好在家。我拿出即将问世的《今天》创刊号封面,问他“今天”这个词的英译。他两眼放光,猛嘬烟斗,一时看不清他的脸。他不同意我把“今天”译成Today,认为太一般。他找来英汉大词典,再和冯妈妈商量,建议我译成The Moment,意思是此刻、当今。我没想到冯伯伯比我们更有紧迫感,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于是在《今天》创刊号封面上出现的是冯伯伯对时间的阐释: The Moment。
我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记忆有如迷宫,打开一道门就会出现另一道门。说实话,关于为《今天》命名的这一重要细节早让我忘掉了。有**我在网上闲逛,偶然看到冯伯伯握烟斗的照片,触目惊心,让我联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此刻,而这个此刻的门槛在不断移动。说到底,个人的此刻也许微不足道,但在某一点上,若与历史契机接通,就像短路一样闪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买菜,把车停好,脚落在地上,然后一步一步走动,突然想到二十七年前的这一幕:the moment。是啊,我多想看清冯伯伯那沉在烟雾中的表情。
恰好就在此刻,冯伯伯和他的朋友们正筹划另一份杂志《读书》。这份杂志对今后几十年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应该怎么说都不过分。尽管《读书》和《今天》走过的道路不同,但它们却来自同一历史转折点。
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八十年代初,我成家了,搬离三不老大院。此后和冯伯伯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却总是把他卷进各种漩涡中。大概正是那个夜晚的同谋关系,他没说过不,事后也从不抱怨。一九七九年十月的《新观察》,发表了冯伯伯为“星星画展事件”写的文章,慷慨陈词。在八十年代末早春**的风雨中,我曾赶到冯伯伯家办事。记得他表情严肃,对我的请求说:“做得好。”我抬起头,与他对视。他点点头,笑了。
四
去国多年,常从我父亲那儿得到冯伯伯的消息。一九九三年得知冯妈妈过世,我很难过,同时也为冯伯伯的孤单而担忧,后来听说他和黄宗英结为伴侣,转忧为喜。一九九六年春天,我和父亲通电话时,他叮嘱我一定给冯伯伯打个电话,说他中风后刚恢复,想跟我说说话。拨通号码,听见冯伯伯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声音苍老颤抖,断断续续。他问到我在海外的情况。我纵使有千般委屈,又能说什么呢?“挺好”,我讷讷地说。后来又给冯伯伯打过两三次电话,都说不了什么,只是问候。天各一方,境遇不同;再说时差拆解了此刻,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二零零一年冬天,我因父亲病重回到北京。离开故乡十三年,说实话,连家门都找不到了。我马上请朋友保嘉帮我打听冯伯伯。她和黄宗英联系上了,说冯伯伯住在医院。那是个寒冷的早上,街头堆着积雪。由保嘉开车,先去小西天接上黄宗英阿姨。很多年前我就认识黄阿姨,当时我在北京处境不好,曾有心调到海口去,她正在那儿办公司。记得我们在她下榻的旅馆门外一直谈到深夜,她*后感叹道:“我无权无势,帮不了你这个忙。”二十多年过去了,黄阿姨身体远不及当年,腿脚不便。在我们护驾下,总算上了车,开到中日友好医院。
所有病房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冰窖,连护士的动作都变得迟缓,好像也准备一起进入冬眠。一见冯伯伯平躺着的姿势,心就往下一沉,那是任人摆布的姿势。听说他已中风七次,这是第八次。是什么力量使他出生入死而无所畏惧?黄阿姨抚摸着冯伯伯的额头,亲昵地呼唤:“二哥,我来了。”冯伯伯慢吞吞睁开眼,目光痴呆,渐渐有了一点儿生气,好像从寒冬中苏醒。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我,先是一愣。我俯向床头,叫了声“冯伯伯”。他突然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这下把我吓坏了,生怕再引起中风,慌忙退出他的视野。周围的人纷纷劝慰他,而他嚎哭不止,撕心裂肺。他从床单下露出来的赤脚,那么孤立无援。
我们在病房总共呆了十分钟,就离开了。我知道这就是永别——今生今世。在门口,我*后回望了他一眼,默默为他祈祷。
冯伯伯曾对黄阿姨说过:“我想修改我的遗嘱,加上:我将笑着迎接黑的美。”如此诗意的遗嘱,其实恰好说明他是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而他对于黑的认识一直可以追溯到童年。他母亲在生下他一个多月后就患产褥热死去。他后来如是说:“有母亲的人是有福的,但有时他们并不稀罕,视为应得;可是作为一个从小死去母亲的人来说,母爱对他是多么宝贵的东西。他盼望有母爱,他却得不到;他的幼小心灵,从小便命定是苦楚的。”
五
说实话,得知冯伯伯的死讯并未特别悲伤。他生活过,爱过,信仰过,失落过,写过,译过,干过几件大事。如此人生,足矣。我想起他那孤立无援的赤脚。它们是为了在大地上行走的,是通过行走来书写的,是通过书写来诉说的,是通过诉说来聆听的。是的,听大地风声。
如果生死大限是可以跨越的话,我此刻又回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的那个晚上。我怀着秘密,一个让我惊喜得快要爆炸的秘密,从家里出来,在黑暗中(楼里的灯泡都坏了)下楼梯,沿着红砖路和黑黝黝的楼影向前。那夜无风,月光明晃晃的。我走到尽头,拾阶而上,在黑暗中敲响听风楼的门。

*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散文与小说。
这部散文集中收录了诗人北岛17篇新作,**部分是忆念,主要是怀念熊秉明、蔡其矫、魏斐德、冯亦代等故人,这些文章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间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第二部分则是游历,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作者在漂泊中怀揣着家园,异乡的漂泊使他的言说保持了理性的激情。在本书中充溢的是对人性*深刻的洞察以及对整个人世间的大悲悯,一种接近神性的光。北岛在漂泊中与语言之间那种隐私的、亲密的关系,变成了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