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悖论
——**科学家何以会是反哲学的哲学盲? 2018年3月14日,一生饱受渐冻症困扰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逝世,诸多缅怀和纪念的文章应声出炉。霍金当然是值得缅怀和纪念的:他的身残志坚是对无数人的巨大激励;《时间简史》令许多非专业读者(包括高中时的我)爱不释手;黑洞辐射理论虽然排不进当代理论物理*重量级的行列,毕竟仍是很大的成就,而且若非斯疾所限,他肯定能在学术上走得更远;除此之外,霍金还是一位积极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动家,从年轻时拄着拐杖参加反越战示威,到成名后坐在轮椅上反对伊拉克战争、声援以色列境内遭到歧视的巴勒斯坦人,以及毕生致力于促进性别平等,他在在不负身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但在所有这些成就之外,我想借机讨论在霍金(以及其它许多当代**的科学家)身上以不同程度体现、但平日不大为人关注的两个问题。我将这两个问题都称为“霍金悖论”,以示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其中**个问题可称为“霍金的智识悖论(Hawking’s intellectual paradox)”,第二个问题则是“霍金的社会悖论(Hawking’s social paradox)”。
一
霍金的智识悖论,以及科学家眼中的哲学 所谓“霍金的智识悖论”是指:为什么以霍金为代表的许多当代**的科学家,无论智识与成就都卓尔不群,却往往在涉及与科学或有关或无关的哲学问题时,一方面相当外行,另一方面又对此毫不自知,不但热衷于在哲学问题上公开发表外行言论,而且热衷于宣称科学可以(甚至已经)将哲学取代或消灭?换句话说,为什么如此杰出的科学家,会既是哲学盲(philosophically illiterate)又反哲学(anti-philosophy)?
相信不少人会对上述问题嗤之以鼻。有人会说:这不就是斯诺(C. P. Snow)1950年代就已观察到的“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之间隔阂的翻版吗,何至于现在炒冷饭?也有人会说:隔行如隔山,术业有专攻,科学家不懂哲学,哲学家不懂科学,自然科学家不懂社会科学,物理学家不懂生物学,天经地义,有什么大不了的?还有人(比如霍金自己)会说:什么对哲学外行不外行,哲学明明早就被科学淘汰了好吗!
这些反应,其实同样是上述悖论的一部分,反映的是人们(包括科学家们)对哲学的性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普遍误解。首先可以注意到,斯诺的“两种文化”论,强调的是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之间的对立;他举的例子是,人文学者往往不懂(而且拒绝了解)热力学定律,科学家往往不读(而且拒绝关心)莎士比亚。但是就算一位打心眼里看不起莎士比亚研究、认为比较文学对人类社会毫无贡献的科学家,也不会因为自己在科研上取得的成就而自居莎士比亚专家、觉得自己有资格在“如何理解莎士比亚某部剧本里的某段情节”的问题上指手画脚。
然而科学家对哲学的态度,却往往远不止于其对人文艺术的那种漠不关心、敬而远之、井水不犯河水;甚至也不止于(科学内部)一些自然科学家看不起“不够严密”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一些经济学家看不起“不够定量”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乃至(哲学内部)一些形而上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看不起“不够硬核”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诸如之类的学科优越感。——毕竟所有这些优越感,都是以承认对方研究领域和问题意识本身的正当性,以及自己在对方领域内的非专业性为前提的,在此基础上比拼领域之间的高下优劣;就如富国虽然看不起穷国,却并不因此不承认穷国的主权地位,也并不因此自认为对穷国的民情了如指掌。
但对于哲学,当代科学家往往拒绝承认其具有独立于科学之外的领土和主权:哲学也许曾经建立过显赫一时的王朝,但它早已被异军突起的科学王朝颠覆并取而代之,后者在建立政权的战争中节节胜利,迅速接收和平定了前者治下广袤的疆域,并按部就班地搜查和清洗着境内心存侥幸负隅顽抗的前朝遗老。哲学是前科学时代的产物,科学早已淘汰了哲学,所有哲学问题都能通过科学研究来回答——这才是当代科学界对哲学的普遍看法;譬如公众熟知的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天文学家尼尔•泰森(Neil Tyson)等,都常常表露此类反哲学态度。至于霍金本人,更在《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一书的开篇劈头宣布: 我们该当如何理解自身所处的世界?宇宙如何运作?现实的性质是什么?所有这一切来自何处?宇宙需要造物主吗?……传统上这些问题由哲学来回答,但是哲学已经死了。哲学没能跟上现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发展。科学家如今成了我们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的举火者。(How can we understand the world in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How does the universe behave? What is the nature of reality? Where did all this come from? Did the universe need a creator? … Traditionally these are questions for philosophy, but philosophy is dead. Philosophy has not kept up with modern developments in science, particularly physics. Scientists have become the bearers of the torch of discovery in our quest for knowledge.) 诚然,霍金这段话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从纯粹的哲学思辨中,确实无法获得任何关于世界的经验知识(empirical knowledge)或描述性真理(descriptive truth),这部分工作必须交由科学来完成;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先后从哲学思辨对“原型科学想法(proto-scientific ideas)”的孵化中脱胎并独立发展,以及哲学对自身研究领域范围的不断再认识与再调整,乃是人类求知的必经之途。——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的功能**于对原型科学想法的孵化(然后将其移交给科学),也不意味着科学可以解决所有的哲学问题,或者声称但凡科学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都是不可解决的问题、甚至干脆是伪问题。
要明白为何如此,关键在于理解哲学问题与哲学研究的内在的规范性(normativity)。不过在解释这一概念之前,我将先从霍金上面这段话所列举的、他认为“传统上由哲学回答、但如今已由科学解决”的问题中,取出一例略加分析,以便更加直观地展示霍金错在何处。
二
作为哲学盲的科学家:以霍金论“上帝有无”为例 如前引段落所示,霍金认为哲学家无力回答关于“造物主(上帝)”的问题,因此到了该由像他这样的科学家挺身而出的时候了。与许多知名科学家一样,霍金一生积极参与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公共争论;他本人所持的立场也有所演进,早年更接近于不可知论,晚年则逐渐坚定地转向了无神论。然而宣称“哲学已死”的霍金对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证明”,在哲学从业者看来,其实才是闭门造车而又不堪大用。
这并不是说哲学从业者们都相信上帝存在。恰恰相反,正如我在《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宗教信仰》一文中提到过的,就西方**的相关调查而言:当代普通公众绝大多数都是有神论者;当代科学家的宗教信仰程度远低于普通公众,无神论、不可知论、有神论的比例大约各占三分之一;而当代哲学家则比科学家更进一步,绝大多数都是无神论者,其比例甚至超过科学家里无神论与不可知论的比例之和,极少有哲学家是不可知论者或有神论者。为何哲学家对“上帝存在”这一命题的拒绝比科学家更为普遍和决绝?原因恰恰在于,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比霍金们深入得多。
霍金对上帝有无的思考,主要围绕如何回应“宇宙论论证(cosmological argument)”而展开。所谓“宇宙论论证”,是传统上用来主张上帝存在的一类推理,其大致思路是:宇宙中的万事万物总得有其肇因(cause)和开端(beginning),但是如果我们一步步回溯上去,宇宙本身的肇因和开端又在哪里呢?倘若我们不想陷入无穷倒退,便只能相信存在某个必然的、自在自为的、超越于宇宙万事万物以及时间本身之上的永恒造物,是为一切肇因的肇因,一切开端的开端。
对此,霍金的回应大体如下: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告诉我们,时间在**条件下可以表现得如同空间的另一个维度,从而令日常所谓“时间先后”、“肇因”、“开端”等概念失去意义;奇点“以前”正具备这样的**条件,时空在量子层面随机涨落,一般物理法则不再适用;我们身处的宇宙从这些涨落中随机诞生,没有“肇因”也没有“开端”,是以不再需要由一个自在必然的造物来预先推动这一切的发生。
然而霍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回应其实已经预设了若干哲学前提,而这些预设成立与否,恰恰也是历来争论的一部分。比如,除非我们认为肇因必然在时间上先于(temporally prior to)其效果(effect)、不存在非时间性的因果作用(atemporal causation),否则凭什么不能在时间箭头失效处(奇点“以前”)继续谈论肇因?然而“非时间性(atemporality)”或者说“超越于时间之上”,恰恰是不少论敌试图赋予造物主的属性之一。同样,对于奇点“以前”的量子涨落,有神论者仍然可以追问:这种状态之所以可能,又是出于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凭什么将其视为无需给出进一步解释的“原生事实(brute facts)”,就像以往某些反对“宇宙论论证”者将宇宙本身的存在视为无需给出进一步解释的原生事实一样?
换句话说,霍金充其量只是回应了*初级版本的“宇宙论论证”,却不知道早已存在升级版的“宇宙论论证”,以及哲学家们对升级版的回应、再升级、再回应、再再……。比如围绕肇因概念,哲学家会进一步区分“能动者因果作用(agent causation)”和“事件因果作用(event causation)”,然后辨析前者是否成立;又比如有哲学家指出在宇宙论层面,事实简洁度(factual simplicity)与解释简洁度(explanatory simplicity)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因此有神论者在质疑“原生事实”时总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诸如此类。诚然,当代绝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宇宙论论证”从根本上是失败的,但这种判断并不依赖于霍金的助攻。
更何况,“宇宙论论证”只是关于上帝有无的当代哲学争论中,相对次要的一条线索。在有神论与无神论的长期相互诘难中,双方在攻防上已经形成一些基本的套路:除了“宇宙论论证”之外,有神论者还试图通过“本体论论证”、“目的论论证”、“道德论证”、“证言论证”、“认知担保论证”、“反自然主义演化论证”来给无神论制造麻烦;无神论者则使用“经验性论证”、“简约性论证”、“全能悖论”、“尤叙弗伦困境”、“罪恶及苦难问题”等来挑战有神论。
前面提到,当代哲学家绝大多数都是无神论者;这种情况正是因为,经过对所有这些论证的不同版本的反复推敲,哲学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有神论方的进攻套路,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破绽,缺乏预想中的杀伤力(因此至少可以接受不可知论),而无神论方的某些诘难手段,却能够对有神论构成根本的困难(因此应当进一步接受无神论,而不仅仅是不可知论)。当然,这并不是说持有神论立场的哲学家已经一个不剩,而是说就哲学界的总体情况而言,这场战役的胜负已见分晓。
在这样的背景下,霍金对*初级版本的“宇宙论论证”的回应,结合其对“哲学已死”的断言,便愈发显得缺乏自知之明。就好比两军作战,已经到了甲国丢盔弃甲望风而逃、乙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的收尾阶段,此时乙国的一支民兵小分队姗姗来迟,身穿纸甲手持竹刀,登上**线内的一座城楼,四下睥睨,傲然叹道:“多亏俺们弟兄几人及时赶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守住了两军必争的这处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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