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试读: 在中国,**次正式发出社会阅读危机警报的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当时称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自1999年起,该机构开始发布“全国国民阅读年度调查报告”,起初为两年发布一次,出于各方面的需要,尤其是社会上普遍感到的阅读危机,从 2007年起调查改为一年一次,一直持续至今。2023年4月23日发布了第20次调查报告。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1998年18岁以上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60.4%。所谓国民图书阅读率,即指调查人群中每一年度接触过一本书并能说出该书书名的人数占比——显然,能说出书名未必就阅读过那本书。这项指标一开始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可是,这项指标在2001年下降到54.2%,2003年继续下降到51.7%,2005年更是下降到 48.7%,于是媒体一片惊呼:我国国民阅读率跌破50%,有一半人一年365天没有接触过一本书!尤其是,调查中表示没有阅读习惯的国民多达95%,也就是说,只有5%的国民具有阅读习惯——不少人开始反省自己是否还算得上是5%里面的读书人。 进入新世纪,我国各地相继开展全民阅读;进入新时代,全民 阅读则成为一项**发展战略。 本书在介绍世界各国促进阅读方面的内容时,采用了“社会阅读”这一概念而没有使用我国惯用的“全民阅读”这一提法,理由是,据考察,“全民阅读”这一概念乃是我国特有。我国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将“全民阅读”英文译作“Nationwide reading”,直译即为“全国范围的阅读”。而到目前为止,笔者所知的世界各国尤其是为阅读立法的许多**,其法规文件的名称均没有使用“Nationwide reading”,而只是用“Reading”(阅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倡社会阅读时也只是表述为“Books for All”(人人读书),而Nationwide是特指“全国范围的”。如果我们依照自己的习惯将他国的 “阅读”称作 “全民阅读”,似有不妥。 我国是把 “阅读”和 “全民阅读”两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区分得比较清晰的。“阅读”是泛指人们通常的阅读,是古往今来的各种阅读;而“全民阅读”,则是指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所提倡的全民的阅读,亦即英文意译的“全国范围的阅读”。“全民阅读”*早出现的**部门文件是于2006年4月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而后又见于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决定》**次要求“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全民健身活动”。其实,在我国的权威媒体上,早在2000 年就已经出现了“全民阅读”这一提法。 我国的全民阅读活动虽然与许多**开展的阅读活动有不少相似之处,在一些方面我国还借鉴了人家的一些做法,但更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全民阅读”理念的提出,反映了人类社会阅读发展与变迁的过程。从古至今,阅读是从“少数人的特权”向“所有人的权利”发展的过程,阅读是现代社会必须保护的公共文化权益。同时,“全民阅读”理念是建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之上的,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文化本质和文化理想,标志着我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更加明确而开阔的文化建构,鲜明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和统一性。“全民阅读”理念突出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即始终坚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努力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即坚持党**集中统一领导,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的领导;明确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即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经过十多年来的实践,基本形成了全民阅读“中国模式”。相信读者诸君可以在接下来的一节和全书讲述的一个又一个“有书香的地方”中慢慢体会到全民阅读“中国模式”的存在及其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