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商界关于新经济的讨论沸沸扬扬。其中一本展望新经济的杂志《快公司》(Fast Company),在2001年8月宣称,新经济是“民主资本主义”运动,可以“扩大个人机会,推动颠覆性创新,以及促进信息技术领域的变革”。个人可以通过便宜的新型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学习实用的技能、进行创新,据此创立新公司,并通过聚焦其“核心竞争力”使公司快速发展壮大。由于全球化消除了距离障碍,公司可以将任务外包给全球合作伙伴。这种新经济方式*终将颠覆那些囿于旧经济的传统公司。
许多人对新经济持怀疑态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曾任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领导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虽然他认识到,在20世纪90年代,新的信息技术支撑了强劲的生产率增长(单位劳动力产出增长),但他依然声称新的信息技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经济逻辑”。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新技术只是延续其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颠覆性创新”中所起到的作用,用更新、更有效的技术取代旧技术而已。事实上,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艾伦·格林斯潘看到信息技术加速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就已在进行的颠覆性创新的过程。
但无论是新经济的愿景还是经济学家的观点都过时了。实际上,信息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进程,尽管不是按照新经济的路线。不仅新经济的愿景没实现,而且在许多领域信息技术产生的实际效果与人们预测的相反。信息技术非但没有加速颠覆性创新,反倒在**颠覆性创新。信息技术正在改变市场、创新模式和公司组织的性质,加剧经济分化,并破坏政府监管。事实上,它在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
这本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30年前,当时我正在经营一家软件公司。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低成本的计算机确实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使个人和小型公司能够拥有强大的技术。例如,条形码扫描技术的出现使小型零售商店得以使用先进的销售和库存管理工具。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利用新的机会不断发展,甚至颠覆了一些深陷旧技术泥潭的公司。
我曾经营一个新经济公司,这家初创公司开发了**代桌面出版软件。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当时的一个新兴趋势。客户使用我们的软件来定制印刷出版,以满足个人或小众群体的不同需要。例如,A&P使用我们的软件每周制作不同的广告,面向各个市区的几十个商店购物区。他们借助我们的软件大量收集、灵活使用(用户)个人信息和人口统计数据。1993年,我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一篇题为《驾驭营销信息浪潮》(Riding the Marketing Information Wave)的文章中写到了这一趋势。
当我离开商界成为一名学者时,我想进一步探索这一趋势,但当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它导致了经济的深远变化。现在看来,它确实改变了经济。沃尔玛公司(以下简称沃尔玛)采用了条形码扫描技术,并利用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物流和库存管理系统,将商店、供应商和仓库与条形码扫描仪提供的大量数据流连接起来。该系统采用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结构,使沃尔玛能够为顾客提供更多的选择,更快地响应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并且使库存更少,运输成本更低。利用这一优势,沃尔玛逐渐主导了零售业。其他行业的公司也纷纷建立了大型信息技术系统,并利用它们来获得行业主导地位。汽车公司和飞机制造商建造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系统用于设计新型汽车和飞机,这些系统现在也高度依赖软件;银行开发了专属系统,利用自身掌握的财务数据,以定制型信用卡服务对消费者进行精准定位,同时进行风险管理;谷歌公司(以下简称谷歌)和脸书(现已更名为元宇宙)开发了专属系统,利用在线活动数据向消费者精准投放广告。这些系统都与公司在专有软件上投资的重大转变,以及如何保持在行业中持续领先的主导地位息息相关。
这些系统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让公司能够更好地满足高异质性、快速变化的客户需求。通过增加产品的功能和可选择性,提升产品的复杂性,公司可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与竞争对手相比,沃尔玛在门店中能够管理更多的货物品类,做得也更**;先进的汽车和飞机会有更多的功能;知名银行和广告商会提供更详细的目标方案。当人们考虑计算机对经济的影响时,他们通常关注的是价格,如计算机硬件快速下跌的价格,或者软件复制的低成本。在这里,软件的另一个很少被关注的特征也在发挥作用:与有形系统相比,在软件系统上添加一个功能的成本较低。因此,复杂性可以在更大的规模内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管理。不同公司会在复杂性上展开竞争。
虽然信息技术帮助公司取得了成功,但直到我开始思考它的历史背景之前,我仍然没有看到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进程。新技术(在以前)通常不会改变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但从19世纪末开始,它们确实做到了。许多行业的公司开始通过大规模生产,在效率方面取得重大收益,尤其是钢铁和电力等重工业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新型的大公司出现并主导了它们所在的行业,同时改变了竞争、劳动力市场、经济一体化和创新过程。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滥用技术和政治腐败的机会也出现了。“进步时代”的人们提出的应对办法,是用**的监管权力来制衡不断增长的企业权力,包括(公平)竞争、食品和药品**、就业歧视、童工、政治腐败等方面。
由于这些新技术的运作规模更大,新的组织和新的机构便应运而生,从而改变了经济和社会。但是,这些新技术也有显著的局限性。大公司以牺牲多样性和灵活性为代价获得了经济效益。标准化对于大规模生产至关重要,因为管理太多的多样性或太多的特性会推高成本。但信息技术可以大大降低这些成本。今天,软件重新界定了效率和异质性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关系,容许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两者的结合。因为这种协调与平衡不仅发生在整个经济中,而且涉及新的组织和机构,它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就证明了这一点。信息技术不再能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相反,创新者的成长面临着很强的阻力。现在,只有**公司才能使用关键的前沿技术。拥有这项技术的“**级”企业和没有这项技术的公司的员工人均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这减缓了经济增长。此外,只有经过挑选的员工才能接触到新技术,并通过习得技能得到高薪。尤其是在一些城市和一些职业中,“**级”企业给的薪酬更高。因为薪酬的高低越来越取决于你为谁工作,而不仅仅是你工作有多努力,这种不平等加剧了人们在政治上的不满。随着经济分化和不平等的加剧,社会凝聚力受到了破坏。此外,大公司和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已经像过去一样发生了变化。当技术使产品和服务变得更加复杂时,政府就失去了监管的能力。大众汽车公司运用其专有软件操纵数据,使政府无法监管其柴油排放量;金融机构操弄抵押贷款风险模型,导致监管机构无法管理系统性风险。此外,随着监管规则变得越来越复杂,监管机构更易受到行业专家,以及游说和竞选捐款助长的间接腐败的影响。
我们的社会正面临着当代科学技术带来的挑战,这区别于以往任何时期。新技术正在创造一个新的经济,一个“**明星资本主义”。理解这一变化,对制定相关政策,从而恢复经济活力,更加公平地分享财富和打造一个更有凝聚力的社会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