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相处,我们会从细微处观察和体会他人对待人和事物/事务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俗称“待人接物”,从而形成对他人社会特征的基本判断,如:做什么工作的?来自哪里?地位高低?修养如何?进一步,还会与人性联系起来,如:是善还是恶?是急还是慢?然后采取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在社会学中,我们把这样的过程称为“知—信—行”的社会过程,是社会人际互动的常见场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会对“知—信—行”进行阶段性或过程性的明确区分,“知—信—行”也常常会混在一起,变成人们的下意识行为,即人们通常说的“习惯”。
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各自的习惯:思维习惯、生活习惯、工作习惯、休闲习惯,也有社会性的社会习惯。无论是个体习惯还是社会习惯,习惯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些人以为是天生的,基因带来的。社会学有一个小领域专门研究生物特性与人类行为特征的关系,即生物社会学。生物社会学的一些研究的确证明,人的��些特别行为(如犯罪行为)与生物特征有关,却没有证明人的习惯与生物特征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在社会认知中,人们却常常把人的习惯与人的生物性相关联。在中国社会,人们对出身的尊重有着悠久的历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说的正是父代通过遗传基因对子代的影响。当然,这句俗语关注的不仅是生物特征的影响,更多关注的是家风即文化的影响。不仅中国社会如此,世界上的其他社会也有类似的认知。譬如在印度,“贼的儿子总是贼”是一个“常识”;在美国,人们常常依据姓氏初判某人社会地位**与否。甚至有人对姓氏与社会地位进行了专门研究,并把这一策略运用到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中。
一些人则以为习惯是后天的,是社会塑造的。社会学的基本观点认为,人的行为特征是在社会化进程中逐步塑造和形成的,且随着环境的变化,一辈子都在塑造之中。在中国社会,人们对教养的尊重有着悠久的历史,“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类似的俗语与谚语折射出中国人在漫长社会实践中经过反复检验的社会认知,即认为人的习惯是后天养成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地诠释了社会环境对人的习惯的影响,也常常被用来证明人的习惯是环境造就的。
如果我们把“天生的”理解为人性,那么,人性与习惯是一个事物的表里两面——人性为里,习惯为表。以对人性的认知为基础,习以为常的下意识行为便是习惯,或许受着生物因素的影响,同时在成长中受到的环境影响也不言而喻。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将先聚焦于中国人的特征性习惯,而不直接参与习惯从哪里来的争辩。我们从中国文化对人性与习惯的一些基本假定开始,循着“知—信—行”的认知路径,探索中国文化展现的思维方式、社会理想、行为追求和闲暇安排,从中体悟中国文化呈现的人性与习惯。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生物因素对人性与习惯的影响,只是更倾向认为,无论人性如何,习惯的养成与行为的表达更多地受到人们所处环境的影响。*后,再回过头来梳理中国文化对人性与习惯关系的历史探讨,为读者自己进一步思考与探索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