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有悠久的汉籍交流史。据日本古代史籍《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公元三至六世纪中国和朝鲜半岛已有人到日本来教学,他们带来了汉字和汉籍。后应神天皇年间,百济王仁赴日,带去了《论语》和《千字文》。随着中日两国交流的日益密切和频繁,大量的汉籍东传到日本。汉籍在日本传播的方式大致可以分爲抄写、翻印和注释三类。在江户时代,印刷术没有普及之前,汉籍在日本主要以抄写的方式流传,现在日本还保存着大量中国典籍的古钞本、古写本,这批文献可以与上个世纪敦煌发现的古文书相媲美。印刷术传到日本后,日本也翻刻了大量内外典汉籍,其中(zui)负盛名的就是「五山版」汉籍。近年来,日本古钞本、和刻本汉籍越来越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国内也影印出版了一系列大型日本汉籍丛书,如《日藏诗经古写本刻本汇编》王晓平主编,北京:中华书局,二○一六年。《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一至五辑《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八—二○一五年。《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金程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二○一三年。《日本五山版汉籍善本集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三年。《和刻本四部丛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二○一四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北京大学图书馆编,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四年。《日本汉学**文献集成》第1种《年号之部》水上雅晴、石立善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二○一八年。《日本五山版汉籍丛刊》第1辑刘玉才、住吉朋彦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八年等。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集的日本注本也有关注,影印出版了一部分古注本,如中田祝夫先生所编的《抄物大系》别卷收入了笑云清三所编的苏诗古注本《四河入海》底本爲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的「移点本」,更正了古活字本的一些讹误。东京:勉诚社,一九七○年;[日]冈见正雄、[日]大冢光信先生所编的《抄物资料集成》也影印了《四河入海》(大阪:清文堂,一九七一年),但无「移点」。黄永武先生所编的《杜诗丛刊》第四辑中,影印了津阪东阳的《杜律详解》台北:大通书局,一九七四年。长泽规矩也先生所编的《和刻本汉诗集成·唐诗篇》第三辑收録了宇都宫遯庵首书的《鳌头增广杜律集解》东京:汲古书院,一九七四年。长泽规矩也先生所编的《和刻本汉诗集成·总集篇》第1辑收録了秦士铉头注的《古诗纪》、津阪东阳注释的《古诗大观》、原狂斋的《古诗十九首解》、石作驹石的《古诗十九首掇解》,第三辑收録了东梦亭的《唐诗正声笺注》,第七辑收録了井上兰台的《明七子诗解》东京:汲古书院,一九七八年。等中国文集的汉文注本。一海知义先生影印了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所藏市河宽斋所撰的《陆诗考实》(附本传年谱)写本京都:朋友书店,一九九六年。柳田圣山、椎名宏雄先生共编的《禅学典籍丛刊》第五卷影印了廓门贯彻的《注石门文字禅》京都:临川书店,二○○○年。第十卷影印了《襟带集》、《江湖风月集略注》、《江湖集夹山钞》、《首书江湖风月集》、《江湖集考証》、《江湖风月集训解添足》等《江湖风月集》的日本古注本京都:临川书店,二○○○年。大冢光信先生所编的《新抄物资料集成》第1卷收入了《中兴禅林风月集》室町时代古注本的钞本大阪:清文堂,二○○○年。(zui)近陈广宏、侯荣川先生所编的《日本所编中国诗文选集汇刊·明代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九年。收入了多种明人诗集、尺牍集的日本古注本,于是书可见江户时代日本学者对明代文学研究的热衷。
近年来,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研究团队致力于东亚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综合研究,也注意到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的学术价值,先后点校出版了廓门贯彻的《注石门文字禅》[宋]释惠洪着,[日]释廓门贯彻注,张伯伟、郭醒、童岭、卞东波点校,北京:中华书局,二○一二年。《朱子感兴诗中日韩古注本集成》卞东波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九年。影印出版了《寒山诗日本古注本丛刊》卞东波编,南京:凤凰出版社,二○一七年。《日本世说新语注释集成》张伯伟编,南京:凤凰出版社,二○一九年。《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丛刊》是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研究中国典籍日本古注本的(zui)新成果,是日本汉籍中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宝贵文献,也是研究日本汉学史的珍贵资料。
一、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産生的学术背景
随着汉籍传入日本,日本对汉籍的研读也因之而産生。早期对中国古典文学文本的研究主要是日本**、学者、僧侣研读、讲习中国文学的産物。在平安时代,《文选》与《白氏文集》是当时**学习汉文学的主要范本,也是大学寮中「纪传儒」的主要教材。当时主讲《文选》(zui)**的博士家是菅原家和大江家,两家也形成了自己的「文选学」,他们讲学的讲义被称爲「菅家证本」「江家证本」。江户时代着名儒学家林鹅峰(一六一八—一六八○)《题侄宪所藏〈文选〉后》尝云:「故本朝菅、江诸家博士,成业扬名,藉此书(引者按:指《文选》)之力者不爲不多。」《鹅峰林学士文集》卷一○○,\[日\]日野龙夫编《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1、2卷,东京:ペりかん社,一九九七年,第四○七页。菅、江二家对《文选》的注释目前大部分已经散佚,但在日本古写本九条本《文选》识语中还保存着一些「菅家证本」的逸文参见陈翀《〈文选集注〉李善表卷之复原及作者问题再考》,载王立群主编,郭宝军、张亚军副主编《第十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二○一四年,第三九—六一页。室町时代学者菅原和长(一四六○—一五二九)的《御注文选表解》是东亚(zui)早对李善《上文选注表》的注释之作,本书融聚了传爲菅原道真的「御注」以及菅原和长的「愚解」,不但是菅原家「文选学」的直接遗存,也是研究日本中世纪传儒「文选学」的宝贵资料参见卞东波《〈文选〉东传学之一斑——菅原和长〈文选御注表解〉探析》,《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二○一二年第四期;后修改收入卞东波《域外稽古録:东亚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九年。亦参见山崎诚《式家文选学一斑——文选集注の利用》,载其所着《中世学问史の基底と展开》,东京:和泉书院,一九九三年。
到了日本中世之后,汉籍与汉文学的接受主体转到五山寺院中的禅僧,所学中国古典文学的范本也从《文选》、《白氏文集》变爲《古文真宝》、《三体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等被中国视爲初学者读物的文学总集,汉诗的典范诗人也变爲唐代的杜甫、韩愈,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等人,故在室町时代産生了很多《古文真宝》、《三体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杜诗、韩文、东坡诗、山谷诗的「抄物」。「抄物」是当时五山禅僧对汉籍进行解说与注释之书物的统称。这些抄物使用的文字或爲汉字,或爲假名,或爲汉字与假名的混合体。当时的杜诗抄物有心华元棣(一三三九—?)的《心华臆断》、江西龙派(一三七五—一四四六)的《杜诗续翠抄》、雪岭永瑾(一四四七—一五三七)的《杜诗抄》以及仁甫圣寿的《续臆断》,其中《杜诗续翠抄》和《杜诗抄》流传至今。崇杜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江户初期儒学家伊藤东涯(一六七○—一七三六)爲清代陈廷敬《杜律诗话》和刻本作序时说:「今也承平百年,文运丕阐,杜诗始盛于世矣。」\[清\]陈廷敬撰《杜律诗话》,正德三年(一七一三)京都唐本屋佐兵卫刊本。虽然从学术史来看,江户的杜诗热可以追溯到室町时代,但江户时代杜诗的出版热潮则是室町时代无法比拟的。当时衆多中国的杜诗注本在日本被陆续翻刻,如元赵汸选注的《翰林考正杜律五言赵注句解》,明薛益注的《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明邵宝集注的《刻杜少陵先生诗分类集注》、《刻杜少陵先生诗集注絶句》,明邵傅集解的《杜律五言集解大全》、《杜律集解》等。而且江户学者自己也创作了很多杜诗的注本,如宇都宫遯庵的《鳌头增广杜律集解》、佚名的《杜律要约》、大典显常的《杜律发挥》以及津阪东阳的《杜律详解》。此外,尚有度会末茂所辑的《杜律评丛》三卷,汇集了大量关于杜诗的评论。江户时代刊刻的杜诗注本基本以杜律爲**,可见彼时日本文人对杜诗的关注点,而这些杜律注本至今仍有学术价值,中国学者所撰的《杜甫全集校注》、《杜甫全集校注》,萧涤非主编,张忠纲终审统稿,廖仲安、张忠纲、郑庆笃、焦裕银、李华副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一三年。也引用过这些杜律注本。
五山时期关于东坡诗、山谷诗的抄物(zui)多,禅林中流行着所谓「东坡山谷,味噌酱油」参见\[日\]上村観光《応仁乱より観たる五山の学问》,载\[日\]上村観光编《五山文学全集》别卷,京都:思文阁,一九七三年。又\[日\]芳贺幸四郎《五山文学の展开とその様相》,载《国语と国文学》第三四卷(di)一九号,一九五七年。之说。五山禅僧以旧题宋代王十朋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爲底本,援引流传到日本的坡诗赵次公注、施顾注等对王注予以增补辨证,并从自己的角度再加以阐发,从而形成了很多新的注本,如大岳周崇(一三四五—一四二三)的《翰苑遗芳》,瑞溪周凤(一三九二—一四七三)的《坡诗脞说》,一韩智翃(生卒年不详)的《蕉雨余滴》,江西龙派的《天马玉津沫》,万里集九(一四二八—?)的《天下白》,等等,笑云清三(一四九二—一五二○)则将上述诸书加以汇集,融合己见,形成一部规模更大的日本苏诗集注本《四河入海》。除此之外,米泽市立图书馆还藏有一部收録更多注家的坡诗抄物参见\[日\]仓田淳之助《东坡抄と山谷抄》,载\[日\]内田智雄编《米泽善本の研究と解题》,京都:临川书店,一九八八年,第九三—一○八页。。山谷诗的抄物在日本则有万里集九所作的《帐中香》,以及月舟寿桂(一四六○—一五三三)所作的《山谷幻云抄》参见\[日\]根ヶ山彻《月舟寿桂讲〈山谷幻云抄〉考》,载《东方学》**一五号,二○○八年,第八八—一○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