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女画又称士女画。从盛唐起,题材大为开拓,由原先专画贵妇,拓展到村姑、仙媛、闺秀、渔妇、丫环、歌妓等,一一进入了画家的天地。周防笔下的仕女形象,多为圆脸,身躯丰腆肥美,同南朝人物的“秀骨清像”形成鲜明对照。这虽然受上层社会时尚的影响,但也反映了唐人的审美情趣。
《簪花仕女图》取材于宫廷妇女的休闲生活。这些贵妇人,完全是富态的象征:蚕眉高耸,面如满月,下巴圆润,胸部肥白。一个个身披纱衣,神态安闲,或戏犬,或漫步,或赏花,或扑蝶。在这颇为连贯的场面中,画家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她们优游雍容的情态。
《簪花仕女图》是我们今天了解唐代**妇女的装束和生活习俗的宝贵资料。画家以自然主义的手法,描绘了唐代**女性特有的透体纱衣。贵妇人服饰采用朱红、粉白等色彩,虽有浓艳媚丽之嫌,却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们尊贵的身份。当时的**女性,常以纱罗作为衣料,由于纱罗薄如蝉翼,使这些贵妇人丰腴的肉体更显出一种朦胧的美感。
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发展趋向,几乎都与当时的社会意识、文化风尚乃至经济基础有关。周防创作《簪花仕女图》时,唐王朝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物质生活较为富足,画家在寺庙画神圣庄严的释梵天女,竟也以豪门姬妾为模特,这足以表明,连宗教美术中都在不断增加世俗的成分,那么,描绘休闲的贵妇人不着内衣,又有何妨?
冬天黄昏里的小麻雀
九百多年前一个隆冬的黄昏,在宋朝宫廷的园林里,一群麻雀正在枯木间寻找归宿。
这时,园林一角正有个人在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直到*后一只麻雀的*后一声呜叫停息了好久,他才缓步转身,慢慢地朝园门外走去。好多天过去了,园里嬉闹歇脚的麻雀早已换了好几拨,但那个黄昏的那个生动的瞬间,却永远留在了人间——使用的方法,是九百多年前一位画家高超的“写生”技艺;那个人,就是宫廷画师崔白。那个永恒的瞬间,就是今天收藏在北京。
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名画——《寒雀图》
北宋画院的花鸟画,起初因循五代黄筌父子的传统,注重写生,描绘细致,色彩浓丽。但久而久之,这一风格的优点逐渐消退,刻板、艳俗取代了工细、浓丽。来自民间的画院画家崔白对此大不以为然。他本不愿效命于**,因为遵旨替宫里画了一幅竹鹤图,被皇帝看中,不得已而进宫当了画师,所以人在宫中,心还留在大自然。他画的花鸟,落笔铺张,形象飞动,具有疏放清淡的格调,追求“孤标高致”的“野趣”。
这幅《寒雀图》,就是崔白花鸟画中的代表作。构图上,画家把一群可爱的小麻雀分为三部分,巧妙地处理了分离与整��的关系。左侧三雀,已经熟睡,处于静态;右侧两雀,刚刚飞来,处于动态;中间四雀,作为画幅的**,呼应上下左右,由动至静。麻雀们或伸缩,或飞栖,或宿鸣的各种姿态,在画面上以前后向背、上下俯仰、左右正侧的位置、姿势,表现得惟妙惟肖。作为陪衬的枝干,已落尽了叶子,显得格外苍寒。
崔白以非凡的才艺,推动了当时的花鸟画创作,也得到了皇帝的特别恩宠。由于他的大胆创新,从此改变了北宋画院墨守成规的旧习。所以《宣和画谱》在记载北宋花鸟画状况时说: “祖宗以来,图画院之较艺者,必以黄筌父子笔法为程式,自(崔)白及吴元瑜出,其格遂变。”
用线条画出灵魂
李公麟画马,是因为迷上了马的雄健。他年轻时常去马棚看宫里养的名马,有时看了一整天还不肯离开。因此不但熟知马的形状姿势,就连马的生活习性也了然于胸。他有一次到专养御马的“骐骥院”去写生,因为将马画得太逼真,养马的人竟怕他摄走了这些名马的魂魄,都求他不要再画了。友人对李公麟说: “你对马这样着迷,恐怕将来自己也会变成马呢,我劝你不要再画了。”据说李公麟听了这话后,从此就改画人物、佛像了。
《临韦偃牧放图》,是李公麟奉皇帝之命临摹唐朝画马名家韦偃《牧放图》的作品。在起伏多变的土坡和广阔的平原间,牧马人赶着马群蜂拥而来,马嘶人喊,热闹异常。随后,马群逐渐散开,或低头觅食,或追赶嬉闹,奔跑翻滚,饮水歇息,可谓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再看牧马人,有的穿戴整齐,有的敞胸露怀,那个在树荫下休息的是契丹人。从各人不同的衣着打扮来看,似乎还有等级差别。画作以长卷形式,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场面的宏大和骏马的刚烈,整个构图,前半部繁杂紧张,后半部疏朗松弛,极富节奏感。全图共画了140余个人物和1200余匹马,洋洋可观,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大唐帝国的强盛。
画中的马匹和人物均用墨线勾勒,色泽较浓重,坡石墨色稍淡,略有皴擦,再用赭石渲染,突出了主次。
李公麟惯用的白描法,本来只是创作时用于起稿的技法,唐代大画家吴道子开始采用“焦墨淡彩”创作,但当时并未形成一个画种。在此基础上,李公麟开创了“淡毫轻墨”的白描法,线条挺健圆润,简括雅洁,表现力极强,具有“不施丹青而光彩动人”的艺术效果。继李公麟之后,白描法绵延八九百年,代代相传。宋代贾师古,元代赵孟頫、张渥,明代陈洪绶、丁云鹏,清代萧云从等**画家,其白描传统大都出自李公麟。
生生死死皆可爱
宋辽金时期(960—1279年),画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风俗画大量出现。风俗画是人物画的一种,许多民间画工和画院画家都热衷于描绘街市、盘牵、婴戏、耕织、货郎和放牛等题材,并大多将山水、人物、界画等不同画种和谐地融为一体,由此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也体现了市民**的审美意识。两宋时期,风俗画家中有苏汉臣、李嵩、张择端、阎次平、燕文贵等一代名手。
《骷髅幻戏图》属于小品性质的风俗画。它不满盈尺,却表现了丰富的内容。图中,一具骷髅席地而坐,面对一个男孩,孩子趴在地上,右手伸向不远处的骷髅木偶,眼里透出渴望而焦急的神情,母亲匆忙地跟在身后,双手前伸,做欲抱孩子状。骷髅身后坐着一个女子,边给孩子喂奶,边平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骷髅身旁是一根扁担,两箱行李。箱中有各色生活用品、干粮,还有用来表演杂耍的道具。由此不难猜想,这骷髅和女子大概是一对夫妻,他们终年居无定所,以穿街走巷玩杂耍为生。
李嵩善于画**严谨的界画,也常把这种技巧用在人物画中。《骷髅幻戏图》的特点不仅在于细致的线条,孩童渴望的神情,还有母亲担忧的表情,婴儿吮奶的细节,都充分体现了画家对生活的深入观察把握。
李嵩的作品具有较明显的思想性,表现了对南宋政治的不满情绪,或含蓄、或直率,“意匠经营,情留象外”。《骷髅幻戏图》的深层寓意,在于揭示了庄子的“齐生死”观。何谓“齐生死”?“生者,生生而不息,死亦不足悲”。风霜雨雪,无非蚀人之肤,此皆自然规律,看透了,便知道生是来到自然,死是回归自然,生与死就如春夏秋冬、四时之行一样。活生生的人固然可爱美丽,化作骷髅的死者亦不可怕丑陋——这正是宋人的人生哲理之一。
水天一色江山宽
朱惟德的画风,完全继承了夏圭的衣钵。水分充足的笔意,十分恰当地表现了江南地区特有的意蕴。这一点,足以表明他在艺术上的高深造诣。但是,面对辽阔江天,远眺一叶扁舟,即便栖身茅亭,大有悠然南山之趣,事实上,北国的战火无时不在胸中燃烧。静谧、悠远的《江亭远眺图》,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意境。
南宋朝廷,虽偏安一隅,但物质生活的富足、文化氛围的浓郁,使得生活在这个随时可能崩溃的王朝的上层人物,依然过着纸醉金迷、朱门酒肉的**生活。更多的有识之士,则无日不在忧国忧民的情绪中度过。这一状况反映在绘画艺术中,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意境和风格。
一种以李唐为代表,继续保持了北宋时期恢弘而精致的气势,作品往往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内涵,尽管有所掩饰,但不难看出其良苦用心。一种则以马远、夏圭为代表,精细中略带随意的挥洒,似乎显得很超脱,但掩盖不了其无奈、失望的心态。所谓“马一角”、“夏半边”式的构图和内容,就是典型。
悠悠江南山水情
宋人使用的团扇上,常有相当出色的图画,以示使用者的地位身份。久而久之,这也形成了一种定式,后世称为“扇面画”。这幅《郊原曳杖图》,从描绘的景色环境来看,应是南宋时相当流行的江南山水。构图属于典型的“马一角”。所谓“马一角”,是南宋**山水画家马远开创的一种山水画构图样式,它不同于北宋时流行的全景式山水,没有宏大的气势和繁复的景象,而是以较为清雅的景致,追寻一种幽远典雅,平和宁静的效果。这一艺术样式,孕育于江南山水的特有氛围。
马麟一家数代,堪称绘画**。高祖马贲,是北宋徽宗朝宣和画院待诏,善画花卉禽鸟、人物佛像,开始形成以淡雅为特色的“马家风格”。曾祖马兴祖,精于鉴别古代文物,工花鸟,亦擅画人物。祖父马世荣,人物、山水、花鸟画无一不工,南宋绍兴年间任画院待诏,并获“赐金带”。父亲马远,名声更大,为南宋光宗、宁宗朝画院祗候、待诏。由于家学渊源,马麟自小耳濡目染,为其日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但也许是为马氏家风能够代代相传,也许是望子成龙心切,据说,马远常在自己的得意之作写上马麟的名字,弄得当时一些外行难辨真假。其实,如果仔细比较两人的作品,还是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他们的山水画虽多取景“一角”,但从笔墨上看,马远更滋润轻松,韵味闲雅。而马麟的运笔用墨,早年有拘谨之感,而晚年又稍嫌枯硬,不尽自然。从意境上看,马远的闲雅之中,仍具有北宋人潇洒大气的遗风;马麟则失于细腻甜美,以致稍嫌纤弱。这样的区别,很难用功力、基础来说明,大概就是常言说的“天份”所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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