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林贤治的话说，《幽暗的航行》所关注的是一批知识分子：一者来自欧美，再者主要是“民国”人物，作者并未着意描画“东西”的殊相，却在极力揭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并以此定义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是反抗者，反抗是他们的信仰，灵魂的旗帜，是有别于一般的文化学者的地方。在这里，反抗首先意味着弱势；其次是思想实践，对既存观念、规范和权力形式的质疑和颠覆。“反抗”可以用来归结《幽暗》一书的灵魂：作者描绘的是一群“自由主义”的反抗者，尽管“自由主义”是个说不清的话题，但在作者的笔下，这种价值观成为他们的精神旗帜或说身份符号。尽管作者所描绘的“知识分子”有的相互之间其人其行泾渭分明，譬如萨特与雷蒙·阿隆。
该书是一本以自由主义思想家和实践者为主体写作的随笔集，作者所着力的是描绘出了一群自由主义者的众生像。作者所描绘的计有：伯林、哈耶克、雷蒙·阿隆、汉娜·阿伦特、萨义德、杰斐逊、托克维尔、傅斯年、罗家伦、王芸生、陈铭德、邓季惺、殷海光、林毓生、张灏等。除了曾担任过两届美国总统的杰斐逊，其他的基本都是以“知识分子”名世，即便是杰斐逊，他的总统任期也是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政绩，而且他治理**的想法有些也不合

以赛亚·伯林：自由的恐惧
2007年是以赛亚·伯林逝世10周年。对于这位有着惊人记忆力、敏锐思维能力和超乎寻常阅读理解力的天才哲学家、思想家，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写点纪念性的文字。2006年夏天，在英国牛津大学短期培训时，我流连于牛津的大街小巷，徘徊于新学院和沃尔夫森学院的门前、方庭，感受着以赛亚·伯林的生活足迹和思想气息，景仰与新奇、探索与印证、快意阅读与痛苦思索，诸多复杂情感交织在一起。牛津之行，几乎成了我的揽胜之旅。
发散的、飘乎在时空隧道中的无数的记忆的节点，在牛津奇妙地对接了。
1958年10月31日，声名如日中天的以赛亚·伯林，来到了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牛津大学学位考试楼中。他要在这里发表担任牛津大学齐切利教授的就职演说。以社会名流的名字命名终身教职，一直是欧洲大学的传统。
牛津大学的学位考试楼，大约是牛津*古老的建筑之一。这座两层高的典型的罗马建筑，庄重对称、坚固大方，四根巨大的罗马柱支撑着等腰三角形的硕大房檐，房顶上精美的青铜人物雕像，诉说着岁月的沧桑。考试楼内侧大门的对面，就是牛津大学***、*古老的藏书楼。铸造精美的青铜质地的正门，几乎正对着牛津***的公园大街。
这已经不知道是以赛亚·伯林的第几次演讲了。在伯林的同事和牛津大学的学生们欣喜地期待着他的又一次精彩演说的时候，伯林却照旧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和恐惧之中。他恐惧所有的演说。伯林给自己的朋友写信抱怨说：“我和以往一样在这个你不会觉得陌生的问题上感到绝望，那就是就职演说。这一次是出自远比以前要严肃得多的学术原因，也就是说，我不再知道什么是真理，并且觉得自己以后不会再满口陈词滥调，而只会说些混乱而错误的话。”
那些听过伯林讲课的人根本不相信他在讲台上的滔滔不绝竟然是以开讲前的恐惧和讲完后的郁闷为代价的。他总是像强迫症患者一样为讲课作过多的准备，无休无止地把讲稿从60页精练为30页，接着又缩短成10页，*后变成薄薄的一页纸上面的几个标题。而当他在讲课当中进入一种有如神灵附体的状态时，这张纸干脆也被忘记了。即便如此，紧张依然会尾随着他，于是他只好盯着蒸汽管、窗户或者听众们脑袋上���的枝形吊灯，以免某人投过来的疑问眼光让自己张口结舌。为这次齐切利教授的就职演讲，伯林已经在他每年去度假的意大利利古里亚海岸的小村庄帕拉古准备了两个夏天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口述这篇讲稿，把它从4个小时的时间压缩到合适的长度。充分的准备，给伯林带来了照例的成功。他的这篇“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说再次轰动了牛津、轰动了英国、轰动了世界。
伯林在他的演讲中开宗明义：强制某人即是剥夺他的自由。但剥夺他的什么自由？人类历史上的几乎所有道德家都称赞自由。同幸福与善、自然与实在一样，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我既不想讨论这个变化多端的词的历史，也不想讨论观念史家记录的有关这个词的两百多种定义。我只想考察这些含义中的两种，却是核心性的两种；我敢说，在这两种含义的背后，有着丰富的人类历史，而且我敢说，仍将会有丰富的人类历史。freedom或Liberty的政治含‘义中的**种，我将其称作“消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主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第二种含义我将其称作“积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
聪明的以赛亚·伯林，彻底改变了他以前对自由的两种观念——“自由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所做的区分，将它们变成了一对界限更为鲜明的概念——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关于“消极自由”，伯林论证说，我们一般说，就没有人或人的群体：干涉我的活动而言，我是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自由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如果别人阻止我做我本来能够做的事，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如果我的不被干涉地行动的领域被别人挤压至某种*小的程度，我便可以说是被强制的，或者说，是处于奴役状态的。伯林把他的“消极自由”简单概括为“免于……的自由”。关于“积极自由”，伯林论述说，“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希望被理性、有意识的目的推动，而不是被外在的、影响我的原因推动。我希望是个人物，而不希望什么也不是；希望是一个行动者，也就是说是决定的而不是被决定的，是自我导向的，而不是如一个事物、一个动物、一个无力起到人的作用的奴隶那样只受外在自然或他人的作用，也就是说，我是能够领会我自己的目标与策略且能够实现它们的人。伯林把他的“积极自由”简单概括为“做……的自由”。
以赛亚·伯林在他的哲学价值体系中，强烈地主张世界的多元化。他把一元或二元化的哲学体系视为对人类自由和本质的*野蛮、*恐怖、*粗暴的践踏。任何强制，都是*大的不人道。因而，伯林在论证他的两种自由概念时，以他惯有的自信和不可思议的刻薄，横扫了世界思想史上所有经典自由作家的精彩论述。伯林十分怀疑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就抱有的所谓人是“政治动物”的观念；伯林坚持认为，欧洲的启蒙运动被一个关键的矛盾一分为二；马克思只是康德的追随者；社会主义乌托邦意在解放个体；“积极自由”的“奇特的颠倒”，结果出现的却是斯大林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伯林甚至不同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观点。密尔认为，自由是“人类才能发展的必要条件”。伯林坚持说，个人的天赋即使是处于*不自由的逆境之下也仍可以开花。自由与其说是人类兴盛的必要条件，倒不如说是偶然条件，就像知识对于人类的兴盛也只是可有可无的，真理从来就没有赋予过人们自由，自由也并不总是让人变得更好。
罗纳德·德沃金用他*形象的比喻向伯林诘难了：假设我要谋杀我的评论人，法律会制止我这么做，而根据伯林的解释，法律就危害了我的自由。当然，所有人都同意我必须被制止：那些为伯林的定义作辩护的人会说，虽然我的自由被侵犯了，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侵犯是可以被正当化的，因为对我的这种错待是必要的，是为了防止对其他人更严重的错待。因而，德沃金指出，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一个**并没有错待任何公民，而根据那个被提议的定义，它却侵犯了他的自由——那么，这个被提议的关于自由的概念就是不恰当的。这个概念声称了一种违犯，而这种违犯并没有什么错，因此它并没有向我们表明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是什么。
也许是《伯林传》的作者伊格纳季耶夫充分说明了“两种自由概念”的本质意义。“自由的两种概念”清楚地说明了自由主义反对的究竟是什么。不过它也同样清楚地说明了自由主义捍卫的又是什么——那就是，有多少社会正义是适合于消极自由的，也就有多少正义是实际需要的。这篇演讲是对个体自由而不是民主政府本身所作的坚定的捍卫。与其他政治制度相比，民主自治“更好地保证了”消极自由，但这只是“总的来说”。自由主义者或许不得不为捍卫(比如说，某个少数民族的)自由而反对民主专制。价值观念的这种冲突内在于现代政治生活之中。
1909年6月6日，以赛亚·伯林出生于拉脱维亚一个富有的俄国木材商的家庭。在脱离母体的一瞬间，德国医生鲁莽的撕扯，令伯林的左臂韧带**损伤——他的左胳膊残疾了。以至于在伯林以后漫长的生命当中，他时常要警觉地用右手抱着他的左臂。这几乎成了伯林的一个招牌性动作。伯林的受伤，正应验了哲学概念上“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医术不精，不负责任的德国医生，必然要给某个新生儿带来伤害。很不幸，这个“必然”，让我们天才的以赛亚·伯林赶上了。
**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伯林一家离开了风雨飘摇的拉脱维亚，全家迁往圣彼得堡。十月革命以后，老实、本份的伯林父亲，极不适应大革命之初的动荡和不安，于1921年初举家移民英国，定居于伦敦郊外。刚刚12岁的伯林，已然有了三种身份：俄国人、犹太人、英国人；从小学会的俄语、在做犹太教宗教仪式时讲的希伯莱语、刚刚初步掌握的英语，在伯林小小的头脑中轮番出现，交替使用。有时，少不更事的以赛亚与妈妈大吵大闹，夹杂着粗话的俄语从口中喷涌而出。果敢而严厉的犹太母亲会大声呵斥儿子：“说英语！”伯林眨眨眼睛，在他所掌握的英语中找不到粗暴发泄的准确词语，吵闹只好作罢。妈妈让伯林明白了，优雅的谈吐永远是一个上等人的社交通行证。
俄罗斯情结是伯林永远挥之不去的一片心头云翳。他依然惦记着生活在那里的亲人和朋友；他惊惧地注视着斯大林在俄罗斯城乡造成的巨大灾难；他不遗余力地用他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去抨击暴政和独裁。为此，在伯林的一生中，他极不愿意提起“苏联”一词。他记忆中的祖国，只有俄罗斯。
1945年9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不久，做为英国外交界**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以赛亚·伯林受当时的英国驻苏联大使的邀请，终于踏上了重回故乡的路途。去国25年后，伯林奇迹般地回到了他梦牵魂绕的祖国！
战后的莫斯科破旧、晦暗，刚刚获得胜利的苏联人民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以赛亚·伯林全然没有在意这一切。他大胆地闯进了9月的莫斯科，一座满是退伍士兵和呆头呆脑乡下人的城市。从11岁时，伯林就再也没听见过哪座城市整条街上都讲的是自己的母语了。他兴奋地听着人们用俄语交谈，穿梭在莫斯科高低不平、左环右绕的街道上。他在给双亲的信中呼喊道：“我已经忘记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情感和表达方式了。”当然，伯林*关心的还是那批沙俄时代已经成名、十月革命后留在苏联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的命运。他渴望了解的是，经过30年代末惨烈的大清洗，经过几近残酷的卫国战争，这批俄罗斯民族的精英别来无恙？
他**个寻找的就是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俄罗斯象征主义创作的杰出代表，沙俄时代就极富诗名。他的《二月……》和《马堡》，曾经风靡俄罗斯广袤的原野。帕斯捷尔纳克在《二月……》的**段写道：
二月。用墨水哭泣！
在悲声中为二月
寻找词语，当轰响的泥浆
点燃黑色的春天
而在《马堡》的开头，诗人这样说：
我战栗。我闪烁又熄灭，
我震惊。我求婚了——可晚了，
太晚了。我怕，她拒绝了我。
可怜她的泪，我比圣徒更有福。
人们告诉伯林，帕斯捷尔纳克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佩列杰尔基诺——苏联政府专门修建的作家村中。9月末的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黄昏，伯林扛着帕斯捷尔纳克在英国的姊妹们为他搜罗的一大包裹靴子，兴冲冲地造访了佩列杰尔基诺。伯林看到，诗人和妻儿正一道围坐在后花园一张粗糙的木桌旁。帕斯捷尔纳克当时已经55岁了，有着一张“深色的、忧郁而富于表情的脸”。当伯林把那包靴子交给帕斯捷尔纳克时，姊妹们的关爱似乎让诗人十分窘迫。他突然忆起，已经有10年了，他们兄弟姐妹未再谋面。这惊悸而不堪回首的10年，顿时在诗人心头掠起阵阵涟漪……
1934年春天，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莫斯科的一次小型集会上，背诵了一首攻击“克里姆林宫**”的诗歌。告密者举报之后，迅速地，斯大林的追查电话便打给了帕斯捷尔纳克。一开始，帕斯捷尔纳克以为有人在搞恶作剧，把电话挂了。斯大林接着又打了过来。这一回，帕斯捷尔纳克意识到自己是在直接和*高**通话。他用他所能发出的*欣喜若狂的声音说，他一直就知道这一刻总有**会到来，希望能马上见到**，与他讨论生与死的**问题以及俄国的未来。斯大林没理睬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一大堆恭维话，而是粗暴地问当曼德尔施塔姆朗读这首诗的时候他是否在场？帕斯捷尔纳克支吾其词。斯大林步步紧逼，曼德尔施塔姆是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位大师？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这不是关键，意思是诗人们理应得到像样的对待，而不管其作品质量如何。这时斯大林打断他，说了一句名言：“如果我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会更清楚应当如何为他辩护。”然后便放下了话筒。5月13日，曼德尔施塔姆被逮捕。随后，他被流放。1938年12月，曼德尔施塔姆死于马加丹的劳改营中。
1935年6月，安德烈·马尔罗、伊利亚·纽伦堡和其他一些左翼反法西斯知识分子组织了保卫文化国际作家代表大会，会后顺访巴黎。心血来潮的斯大林下令急派帕斯捷尔纳克赴巴黎。在挤满世界各地左翼作家的巴黎互助会大厅里，帕斯捷尔纳克并没有宣读官方事先给他准备好的稿子，而是告诉作家们，他们应当不问政治，不要组织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他说，作家们永远不应当组织起来。“我恳求你们，不要搞组织。”然后，他就不再说话了，而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在眼巴巴地等着他说下去。这样的沉默经扩音器放大以后，有了一种破坏性的影响力。主持会议的马尔罗只好尴尬地宣称：“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是我们时代*伟大的诗人。”私下里，帕斯捷尔纳克对流亡海外的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悄悄说：“马琳娜，别回俄罗斯，那里太冷，到处都是穿堂风。”语境不同，无法沟通，茨维塔耶娃丝毫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
帕斯捷尔纳克本打算回国途中去看望住在慕尼黑的父母。但是，演讲会上的鲁莽让帕斯捷尔纳克有所警觉，他决定不去慕尼黑了。为此，茨维塔耶娃非常生气，她在信中写道：“乘火车从母亲身边经过，让老人白白等了12年，这事我怎么也想不通，就是杀死我，我也想不通。让母亲别等了——她也想不通。这事已超过我理解的极限，人的极限。在这方面，我与你恰恰相反：我会背上火车去和她见上一面……”马琳娜怎么会理解专制体制下知识分子的怯懦和柔弱呢？他们柔弱得就像一根小草，一只蚂蚁，任何轻轻的风吹草动，都会了结他们那独特、鲜活、生动的生命。在回国的卧铺车厢里，帕斯捷尔纳克泪流满面地几乎是逼着苏联作家联盟的秘书长跟他谈了整整一夜。他觉得，令人心魄俱裂的力量压迫着他的心。
1936年，当党内高层人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因托洛茨基主义的罪名受审时，苏联作家联盟也插了一手，叫嚷着要判这两个人死刑。在《真理报》上一篇名为《将他们从地球上清扫出去》的文章中，作家联盟谴责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恐怖主义者，要求将他们枪决。帕斯捷尔纳克正是在这篇呼吁书上签名的16名作家之一。
十几年了，所有这些恐怖的、被迫以各种方式贬低自己人格的恶劣行径，令帕斯捷尔纳克痛不欲生。以赛亚·伯林对此一无所知。他是怀着一种不闻不问的理想化的心情来到佩列杰尔基诺的。对他来说，帕斯捷尔纳克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化身，体现了沙皇统治行将结束的岁月里：艺术的繁荣。在与帕斯捷尔纳克深入交谈之后，伯林才开始看出纠缠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所有幸存者身上的羞耻之情。帕斯捷尔纳克在花木掩映的园子里，用“华丽惊人的词藻缓缓叙述：着”他意识的流变。他告诉伯林，“恐怖和战争曾经是俄罗斯民族之魂必要的涤罪炼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苏联的卫国战争，无疑是一场*大的灵魂的炼狱。这让帕斯捷尔纳克参透了生命。他不再恐惧、不再犹疑。他要动手写一本关于自己这一代人以及他们在革命和战争中的命运的小说。他总觉得他对他的同时代人有一种巨大的负债感。以赛亚·伯林也许是**个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有如此一个庞大写作计划的西方人。
10年之后。1956年夏天，以赛亚·伯林带着他新婚的妻子艾琳一起去莫斯科度蜜月。在莫斯科逗留期间，伯林带艾琳去佩列杰尔基诺看望了帕斯捷尔纳克。作家告诉伯林，他已经把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手稿寄给了自己的意大利出版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伯林恳求帕斯捷尔纳克考虑一下这对他自己和他家人的后果。他指出，光荣牺牲是一种道义上的诱惑，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明智之人对它应当采取抵制的态度。帕斯捷尔纳克勃然大怒。于是，伯林明白了，诗人已经将他的怯懦、恐惧、羞辱洗涤干净了。
回到英国驻莫斯科大**的房间后，伯林立即读了那份手稿——他是*先��到它的西方人之一——并马上断定这是一部杰作。回到英国之后，在以赛亚的帮助下，《日瓦戈医生》得以在英国出版。
很快地，《日瓦戈医生》风行世界，好评如潮。
当然，当以赛亚兴致勃勃地在苏联大地上进行他的文化之旅时，他不知道，他的造访，给被访者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和厄运。这其中包括他的叔叔，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女诗人、孤傲如女皇般的阿赫玛托娃。他们有的莫名其妙地丢了工作，有的受到跟踪和监视，还有的被投进监狱，严厉刑讯。以赛亚的叔叔列奥·伯林，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完全是为了结束自身所受的折磨，他违心地承认自己是英国间谍。斯大林死后，列奥于1954年2月获释。他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营养不良的身体还很虚弱。就在这时，他看见以前曾经拷打过他的一个人正在前面过马路。激愤之中，列奥·伯林心脏病突发，孤独地死在了积满冰雪的大街上。
苦难的俄罗斯人民的种种遭际，让伯林对历史决定论的攻击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激烈程度。他从阿赫玛托娃身上学到的东西使他坚信：对个人良知**的坚守可以让历史在它面前屈服。
阳指出，伯林将狐狸与刺猬这个西方谚语发挥成关于两类思想家的绝妙比喻：一类是追求一元论的思想家，他们力图找出一个**性的**真理，并将之贯穿于万事万物，恰如刺猬，凡事均以一招应对。另一类则是承认多元论的思想家，他们体察世间事之复杂微妙，万难以不变应万变，因此宁可自己思想矛盾，亦不强求圆融统一之理，恰如狐狸遇事之花巧多变。以此分类观西方思想史，伯林认为但丁可作为刺猬的样板，而莎士比亚就是狐狸的典型。进一步言之，柏拉图、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普鲁斯特等都是程度不同的刺猬，而亚里士多德、蒙田、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和乔伊斯则是狐狸。
伯林的格言是：“无所损失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人类注定要选择；而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带来一种不可挽回的损失。”艾琳·凯利这样论及伯林，知识**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的构建。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唯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军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伯林不是那种著作等身的书斋学者。在他88岁的漫长生命历程当中，除了30岁那年，受丛书编辑之约写了一部《马克思传》之外，再没有完整的学术著作问世。收入《自由及其背叛》、《自由论》、《俄国思想家》、《现实感》、《伯林谈话录》等文集中的作品，绝大部分是他演讲的记录稿，更确切地说，是他思考的记录稿。伊格纳季耶夫说，要像伯林这样热爱思考，就必须是既敏捷又合群的人物。他憎恶独自思考，并视之为畸形行为。在他看来，思考与交谈、对话中闪现的灵感火花以及调侃、躲闪和游戏都是密不可分的。伯林的长于言谈是很出名的，因为他不仅机警敏锐，而且更能让人觉察到思想是通向未知的一个突破口。与他交谈过的人们记住的并非是他说过的话——他不是智者，也没有说过什么警句——而是被他带人他的思想客厅的经历。因此他的谈话从来就不是表演，他并不借此哗众取宠，而是通过谈话来过群体生活。
伯林65岁那年，他94岁高龄的母亲在春天的一个晚上睡去后再没有醒来。伯林坦白说，母亲之死让他觉得就像给自己挡风遮雨的屋顶被刮跑了一样。他反复想到的一个词是Zerrissenheit，意思是“被撕成了碎片”。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一直处于深深的悲痛之中，估量着自己的损失，回想着以前和母亲一起走过的路。他突然感到了一种可怕的孤独，感到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渴望。
……

序·林贤治
序·周实
题记
以赛亚·伯林：自由的恐惧
哈耶克：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迷惘
萨特：一枚硬币的两面
汉娜·阿伦特：责任始于爱欲
萨义德：寻找*后的天空
杰斐逊：屹立在自由的旗帜下
托克维尔：驰想与无垠的天地
博斯年：一士谔谔惊天下
罗家伦：遥远的玫瑰色甜梦
王芸生：文人议政优深喜浓
陈铭德·邓季惺：自由的历险与代价
殷海光·林毓生：跨越大洋的心灵之约
曲折的历程（代跋）

《幽暗的航行》所关注的是一批知识分子：一者来自欧美，上启两百年前的美国革命，下迄全球化的今天；再者活跃在民国期间的政治文化舞台，虽然留学或寓居西方，究竟是中土人物。作者并未着意描画“东西”的殊相，却在极力揭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并以此定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反抗者。反抗是他们的神秘信仰，灵魂的旗帜，是有别于一般的文化学者的地方。在这里，反抗首先意含着弱势；其次是思想实践，对既存观念、规范和权力形式的质疑和颠覆。
——林贤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