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性的显彰与拓展
在亲缘伦理与政治伦理乃至宇宙伦理的整合过程中,其间*能引起关注的是对“人性”问题的探究,所谓“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苏轼《赠龙光长老》),中国文化精神之发展,核心即在“人性”的显彰与拓展。
古人言“性”,初见《诗》、《书》、《左传》等文化典籍。如《诗·大雅·卷阿》“俾尔弥尔性”①、《尚书·西伯戡黎》“不虞天性”、《太甲上》“习与性成”、《汤诰》“若有恒性”②、《左传》襄公十四年“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昭公八年“莫保其性”、十九年“民乐其性”、二十五年“民失其性”等,皆取生性、本性意,且内含法天则地,制礼以规君范民的作用③。自春秋战国诸子学兴,人性问题始得显彰。孔子论“性”,《论语》载有两处,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就字面看,前者指生性,后者兼涉人性与天道的关系;若论其内质,孔子言性诚如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所说,应当结合其论“仁”来考虑,即“仁”才是孔子融合性与天道的真实内容④。孔子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樊迟问仁,子日:爱人。”(《论语·颜渊》)这里充满“修己以敬”的道德观念是“仁”的精神的体现。所以《易传》有“乾元统仁”之说,孙奇逢《通书述解跋》论“仁”为太极本义,均可佐证孔子对如何体达天道的人性推究,并对后世儒家学者讨论人性有深远启示。 “文化”是什么?很多学者都试图在自己的有关论著中诠释,但却难有**答案。而“文化”一词,从中国史的线索来看则始见于西汉典籍,刘向《说苑·指武》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人束皙《补亡诗》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之句,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怀远”之语,皆承其意,“文”“武”对举,文化即取“文治与教化”之义。如果取其原义,“文化”一词的意义在先秦时代已几乎混同于“文明”的内涵。《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贲·彖》:“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明夷·彖》:“内文明而外柔顺。”尽管近代学者对西方“文化”(Culture)与“文明”(Civilization)两词之异同的辨析,提出前者偏内,属精神方面;后者偏外,属物质方面的看法,可是中国旧籍中两词却有类同意义。同时,在汉以前广义的“文学”观也取类同文化之义。如《论语·先进》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荀子·王制》有云“积文学,正身行”,《汉书·武帝纪》载语“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以及选士设“贤良文学科”等,取意相同。缘此,章炳麟在其《文学总略���中说:“文学者,以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综上所列,文化一词关键在“文”字。考查“文”的本义,即纹理。《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日文”,《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说文解字》“文,错画也”,皆此。由此本义引申,可划分出三层意义:一是由语言文字象征符号进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二是由纹理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义。《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三是进而为美善德行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