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录了华尔街历史上*阴暗与肮脏的一幕丑剧，这桩美国金融史上*骇人听闻的交易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股市繁荣时期，**的股票分析师利用自己在中小投资者心中的权威地位通过发布虚假的股票等级评定和不负责任的分析报告，非法获利达数亿美元。而那些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 ——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却在纵容这些欺诈行为，为股市泡沫推波助澜，从而助长了那场影响波及数百万人一生积蓄的金融灾难。
这桩公案得以昭显于世人，与本书作者多年来对华尔街几个重要分析师的跟踪调查关系密切，正是该作者在《华尔街日报》头版的报道中首先公开了自己的调查结论，提出对几大**商业银行冲突性分析的置疑，从而震惊全美，并引至纽约州总检察长着手进行正式调查，*终使这桩历史上*大的诈财骗局大白于天下。现在，作者通过****的近距离接触那些从未发表过的证词和文件以及对业内知情者的采访，将本案的更多细节公之于众，带读者走进华尔街**投资公司的幕后，帮助投资者彻底了解那些所谓金融权威——“电信调查**”、所罗门美邦公司的杰克·格鲁布曼，“网络女皇”、摩根斯坦利的玛丽·米克，以及“亨利国王”、美林公司的亨利·布洛杰特——欺世盗名的行径，揭示出这

**章 丑闻的缘起
20世纪90年代股市泡沫开始之时，杰弗里·利德尔作为*刻薄*强硬的律师之一，便已经在华尔街确立了声誉。他秃顶，宽肩，脾气很坏，酷似一位廉洁奉公的先生，利德尔的专长就是让华尔街的一些大公司将大量的欠款偿还给经纪人和其他声称自己被公司“非法解雇”的那些华尔街执行官。
没有谁比利德尔更能让华尔街埋单了，他的对手指出，利德尔成功的秘诀正是他的强硬手腕。利德尔曾经代表一名当事人起诉对方律师至少一人犯有诽谤罪。他自己也好几次因挑衅行为受到仲裁委员会的批评。也许*能说明利德尔这一特点的事，是他公开自吹自擂说自己在法庭上度过的*美好时光，是他花了八天时间盘问一位执行官，而这名执行官正是他的前妻。
但是，利德尔如此锐利*根本的原因，是他了解华尔街操作的内幕。他以前是没什么名气的德崇证券的律师，他比绝大多数前辈更了解经纪公司业务中更为肮脏的一面，从女员工在交易桌旁经常忍受的性骚扰，到会议室中玩弄权势，而置大量的解雇员工和处于劣势的可能客户于不顾……“华尔街大部分公司的管理十分差，以至于几乎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利德尔曾经这样说。
利德尔相信，华尔街的股票分析符合自己的判断。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华尔街的股票分析已经远非那个所谓的“独立”分析公司DLJ（帝杰证券公司）证券公司进行的股票分析了。
那么DLJ的股票分析是何等尊容？让我们从头讲起。对于DLJ，华尔街路人皆知，正是它建立了一种商业模式，即向那些更愿意为诚信的股票信息和商业分析付费的资本经营者发行分析报告，其收入来源于股票交易佣金，其中包括分析师的薪金。
DLJ**发布的分析报告标题是“普通股与常识”，分析报告认为，妨碍投资者进行股票交易的**因素是“缺乏股市知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成功销售以投资者为**的分析报告，DLJ的创始人比尔·唐纳森、丹·勒夫金和迪克·詹雷特早已成为拥有数百万家财的富翁。唐纳森*终在政界谋得一席，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主席，而詹雷特和勒夫金则成了华尔街举足轻重的玩家。
但是，DLJ高智商的商业经营模式运转得并非尽如人意，1975年5月，当国会同意华尔街交易规则进行重大调整时，DLJ的经营发生了转折。交易规则调整后，交易佣金不再与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挂钩，而是使用一种新的浮动利率，允许市场对交易佣金进行调控。
随着交易规则的调整，交易佣金几乎迅即下降了。像华尔街其他公司一样，DLJ被迫调整成为投资银行公司，同时要从投资银行生意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支付分析师的薪水。
现在，既然这一轻松赚钱的美差已经结束了，那么分析师成为事实上的投资银行家，然后参与路演，推销他们对银行业前景的评估，凭努力赢得生意和赚取生活费用就为时不远了。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随着投资银行的兴起，上述这些行为也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当初公司创建者们反对的行为DU现在都开始做了。“我们曾经开玩笑说，原来由证券分析建立起来的机构，现在却成了被投资银行业运营的公司。”汤姆·布朗如是说，他曾是DLJ的分析师，自称由于批评了一位重要的投资银行客户而遭解雇。布朗并非**一个注意到这种变化的分析师。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DLJ的分析师们都曾公开抗议，认为炒作等级评定以赢得交易给他们带来了压力（一份DLJ的合同要求一名预期分析师保证在[合同]约定的日历年内获得银行业相关酬金的数额*少达到150万美元）。布朗回忆说，有**下午，一名DIJ分析师与后来成为股票分析主任的马克·曼森聊天，说起公司里承受着炒作等级评定以赢得银行生意压力的分析师，马克曾有一句至理名言。“与投资银行打交道的关键，”当时马克·曼森告诉所有的分析师，“是学习如何说：‘主啊，宽恕我吧，我犯了罪。”’（曼森自己却想不起来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DIJ的其他人说话甚至更直接。据一名与会者回忆，在一次管理会议上，一名执行官接到一张申请股票分析工作的求职人员名单。“哪位*有能力不得罪人？我们日历年的任务很重啊!”这名执行官打趣说。很多DLJ原来的执行官们都说，公司一直坚持严格的传统分析标准。但在DIJ内部，股票分析衰落的迹象却十分明显。举个例子来说吧，在20世纪90年代，迪克·詹雷特和比尔·唐纳森作为DLJ的顾问在公司工作。**下午，詹雷特突然闯进唐纳森的办公室，让他的老合伙人看看一名DLJ分析师发布的*近一期分析报告。“这难道不是你看到的*差的报告吗？”詹雷特问道，唐纳森看了看，也点头称是。
1995年夏天，利德尔准备证明美林公司的做法与DLJ大同小异。他已经代表一名美林公司原石油和能源股票分析师提起仲裁，这名叫苏珊娜·库克的美林分析师说，作为一名分析师**重要的工作是赢得投资银行生意，尽管她在这方面一直十分出色，但她还是被公司解雇了。库克为了讨要自己的薪水和一笔具体数目不详的损失补偿，起诉说其主管开除她是为了给一名尚无资格进行金融交易的男性腾出职位。
利德尔钟情这一案例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华尔街为男性提供的工作种类要远远多于女性（秘书职业除外），因而他认为性别歧视可以使之成为重要案件。同时，利德尔相信，华尔街幕后交易现象在绝大多数大经纪公司仍然存在甚至甚嚣尘上，比如在一些豪华的脱衣舞场所，像纽约的斯科斯就成为交易活动的**。利德尔认为，美林公司股票分析主任安德鲁·梅尔尼克制定了一个特别的“邀请目标”。库克是在1992年被他解雇的，而恰恰几个月前，作为提升公司**分析师之特殊计划的一部分，库克和其他几名**分析师受到邀请，与公司**执行官丹·塔利共餐。库克称，梅尔尼克当时提醒她说为华尔街公司工作是“男人的活儿”。梅尔尼克则拒绝就此做出评论，但是利德尔急不可待地想让梅尔尼克站在证人席上。梅尔尼克单调的嗓音和厚厚的镜片，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只古怪的鸭子，而不是**分析主管。案件审理早期的一个下午，诉讼中间休息时，利德尔看到梅尔尼克吃金枪鱼三明治的样子，甚至还给他取了个外号“牲口”。
但让利德尔更信心百倍的，是库克准备揭露美林公司分析部门内部相互冲突的分析行为。美林公司向那些通过经纪公司网络购买股票的投资者们宣传，说公司的分析师如何如何地尽职尽责，但事实远不是这样。翻阅了数千份文件后，利德尔认为，美林公司的*后产品——那份附有专为涉股不深的小投资者提供股票**意见的分析报告——只是公司银行家用来赢得利润丰厚的股票交易的工具，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
利德尔相信，梅尔尼克是这种冲突性分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后者保存着一本记录，其中详细记载了每个分析师有多少笔银行交易，交易中有多少银行家参与其中以及他们如何评价分析师的工作，等等。当利德尔从梅尔尼克那份标题为“IBK之影响”的报告中发现了一份备忘录时，他好像发现了宝藏。在这份备忘录中，分析师们被要求填写一张表格，其中列有其对公司投资银行生意的贡献，“以便正确评价您的工作成绩”。也许更有力的证据是，梅尔尼克每月都要为他的老板杰克·莱弗里准备一份单独的报告，以帮助**管理层确定每个分析师的红利。在这些被称为月度行政运行报告（或者MEORs，读音meeors）的文件中，除了记录了影响红利计算的其他因素外，还罗列着他的分析师团队成交的所有交易。正如利德尔将要揭示给我们的，当梅尔尼克为了给自己的分析师争取到更高的报酬而游说时，他喜欢吹嘘分析师在赢得业务中的作用。一份显示为1992年9月份的月度行政运行报告便是十分有力的明证：“随着人们日益认识到IBK（投资银行业）需要凭借分析来开展业务，或者说离开了分析，我们的投资银行家们根本不是能够赢得投资银行业务的那块料，那么年底的酬金应该直接拨给分析部门。”梅尔尼克这样写道。
梅尔尼克进一步说：“考虑到分析师对公司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公司应该进行调整，从而使*好的分析师得到补偿，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和其他公司都愿意出重金招揽好的商业分析师，我们的预算程序应该考虑这一问题。”
利德尔有证据证明，美林公司的高管们对这些做法都心知肚明。梅尔尼克的主管莱弗里就曾自己写过便函，吹捧分析师对公司银行业务的贡献；这些便函每月都会送到**执行官的手里，包括美林公司的董事长和**执行官。当然，梅尔尼克和莱弗里都在为自己的雇员着想，但他们同时也在强调美林公司分析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冲突。他们并没有仅因为手下分析师们选股工作干得不错而为这些人申请更多的酬金，他们也没有宣称选股是美林公司分析师应该优先考虑的事。相反，梅尔尼克和莱弗里揭示的，仅仅是美林公司的分析师在公司更优先考虑的工作方面花费了多少时
间，换言之，也就是在赢得银行交易方面花了多少时间。
也就是说，美林公司还没有承认自己输了这场官司。美林公司除了为自己的分析方针辩护外，还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们所说的库克的糟糕记录上，想借此证明库克只是一个二流的分析师。支持他们这一理由的是1995年4月发生的一件事，一位行政法官发现库克犯有证券欺诈罪，但这一结论后来被撤销了。此事缘于一起民事案件，在这起案件中，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称，库克曾为一个小型的能源服务公司准备了一份乐观的新闻稿，其中含有错误的和误导性的金融信息。SEC说，库克在明知那家公司“几乎可以肯定是在持续亏损”的情况下准备了这份新闻稿（库克坚持认为，她对这家公司误导投资者之事一无所知）。SEC起诉库克的理由好像更有杀伤力。库克在为美林公司工作的时候，曾以工作身份会见了这家服务公司的官员，而她老公正是在此期间从这家公司获得了一份咨询合同。当然还存在其他冲突问题；SEC说，经过库克与这家公司的接触，她老公被介绍给这家公司的CEO，后来就成为这家公司薪水*高的员工之一。库克本人也从这种关系中获得了好处；库克向SEC勉强承认，她确实进行过与这家公司有关的几桩交易，包括她向一位美林公司的另一家客户提议兼并这家公司。
1995年8月，这一案件，也就是库克起诉美林公司一案被美国证券经纪人协会（NASD）接管，这是华尔街的一个自律性组织。应该提一下，华尔街有一套解决纠纷的特殊方法。在经纪界以外，从雇佣纠纷到不正当的商业交易都是由法庭来裁决。但是在华尔街，经纪客户和雇员有放弃法庭裁决而采用仲裁的权利，在这种仲裁制度中，由被认为是独立的个人组成的委员会做出裁决。
每年，仲裁委员会都会将数亿美元的损害赔偿金判给那些不满的雇员、投资者，以及不计其数的坚持认为自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到经纪行业不公正待遇的各色人等。投资者们声称，许多仲裁委员会成员经常站在大投资公司一边，他们主张去法庭解决纠纷，这样对投资者会更有利些。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仲裁审理过程是秘密进行的，这意味着，除非*后得出了结论，否则大量的不利证据是不会公开的。
然而，利德尔似乎从一开始就交了好运。那三个仲裁人（两男一女）同意了利德尔提出的几乎每一个要求。保证公开数千页的机密文件，以及包括梅尔尼克在内的美林公司几名高管的证词，梅尔尼克就是那个开发出公司分析策略的家伙。这一审理过程是在达拉斯进行的；根据NASD的规定，仲裁委员会的审理须在雇员*后的工作地进行（库克曾经在美林公司达拉斯办事处工作）。随后的两年中，美林公司的一些高管，比如杰尔姆·肯尼，他直接隶属于公司的CEO丹尼尔·塔利以及后来的戴维·科曼斯基，都被迫从繁忙的工作日程中挤出时间，接受委员会的质询。梅尔尼克是在1997年7月一个炎热的上午陈述证词的。他身穿深色西服，戴着一副已经成为他个人标志的厚厚的角质镜架眼镜，当他走进位于阿道弗斯大酒店的巨型会议室，准备发表自己的证词时，梅尔尼克看上去有些憔悴。他抱怨说自己患了重感冒，但后来说明，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开始审理时，利德尔一本正经地开始陈述。他要求梅尔尼克描述一下他的学历和职业经历，过去他管理过多少人，他的专业领域以及他如何付雇员薪水。华尔街执行官们的薪水相对来说只是名义上的，每家公司开出的都是六位数。他们的报酬绝大多数是以红利的形式得到的，通常到年底才发，而且往往比他们的年薪要高出很多倍。利德尔认为他从便函中发现的问题，是投资银行业务被过分看重，而轻视了其他方面，比如分析的准确性，当利德尔思考这些问题时，梅尔尼克出示了红利支票。
利德尔的陈词正面痛击报酬问题。“你何时知道自己在分配红利方面的责任？还有你负有何种责任？”他问道。梅尔尼克指出，1988年他加入美林公司后就继承了这种红利制度。他解释说，分析师报酬中“*重要的因素”是公司的累积花红数量。累积花红越多，他分的红利就越多。美林公司分析师的薪水与其他很多公司并不相同，他们的收入并非专门的银行业务所得。“我们努力避免的情况是，分析师只为了能从一桩交易中获得收入才进行这笔交易。”梅尔尼克说。
但是利德尔并不接受梅尔尼克的此番解释。他坚持要求梅尔尼克说明给具体的分析师红利分配决策是如何做出的。梅尔尼克说，这样的决策是一笔一笔做出的，其基础是分析师个人在美林公司分析团队中的工作表现，以及他们发布的股票购买建议的准确程度。但*后，梅尔尼克说还得考虑另一个因素，即“来自于投资银行的一种判断”。这句话正是利德尔想要的。“你说的第三件事是你需要得到一种判断，也就是投资银行家如何认识分析师价值的判断。”利德尔问。
……

序言
**章 丑闻的缘起
第二章 “这家伙快有麻烦了”
第三章 “难道你不是网络女皇？”
第四章 夸夸其谈者
第五章 受骗者的银子
第六章 哎呀，亨��！
第七章 “女皇”倒台
第八章 进退维谷的杰克
第九章 愚蠢的警察
第十章 意外当上的总检察长
第十一章 华尔街大厦将倾
第十二章 证人席上的杰克
第十三章 升级与幼儿园
结语
致谢

美国历史上*阴暗与肮脏的一幕丑剧，一场影响波及数百万人毕生积蓄的金融灾难。本书记录了华尔街历史上*阴暗与肮脏的一幕丑剧，这桩美国金融史上*骇人听闻的交易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股市繁荣时期，**的股票分析师利用自己在中小投资者心中的权威地位通过发布虚假的股票等级评定和不负责任的分析报告，非法获利达数亿美元。而那些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却在纵容这些欺诈行为，为股市泡沫推波助澜，从而助长了那场影响波及数百万人一生积蓄的金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