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自四月离开黄州,苏轼一家缓缓顺江东下,八月时才走到真州。这样走走停停,一方面是因为要四处游赏山水,拜会旧友;另一方面是苏轼屡次上表恳请辞官归老,逗留途中等待批文下达,可是批文一直没有下来。苏轼想要早作归老之计,他与王闰之商量,暂时把家人安置在真州驿馆,自己和巢��到常州去购置田宅。
常州有两位故人蒋之奇和单锡,他们都是常州府阳羡人。苏轼任杭州通判时,二人曾盛情邀请苏轼到阳羡游览。当年,苏轼在单锡家中,偶然见到了伯父苏涣的遗墨,大为惊喜,后来还跟单锡结亲,把大姐的女儿嫁给了他。苏轼见阳羡山水秀丽,适宜居住,曾委托二人代购田宅,预作养老归田之用。只是后来苏轼游宦各州,漂泊无定,这桩事就搁置下来。五年的黄州生涯,令他十分渴望田园生活,以安度余年,现在正好可以找故人帮忙,了此心愿。苏轼耗费了大半积蓄,在常州府宜兴县购得一所宅院和少量田地,暂交单锡看管,又给朝廷写了一份乞求居住常州的奏表,这才和巢谷赶回真州。接着乘船由扬州经运河北上,到达泗州的时候,已经是岁末了。
泗州是宋代漕运重要的中转站,它往南连接楚州、扬州,直达苏杭;往北沿汴河可直通京城。白居易有词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可以想见漕运的便捷。苏轼看看将近除夕,想暂时在泗州安歇,等候朝廷批文,等过了年再缓缓向京城进发。一家人大半年乘船赶路,日费甚多,加上购置田产之后,积蓄已所剩无几了。王闰之担忧地说:“眼看年关将近,朝廷的圣旨还未下达,这年可怎么过啊?”苏轼安慰道:“黄州那样艰苦的日子都能挨过来,现在还怕什么?等朝廷准许我辞官,我们便回到江南,尽享天伦之乐如何?”王闰之淡淡一笑:“当然好了,我也少为你担些心。”苏轼陪王闰之回到船舱中,吩咐巢谷进城中买些酒菜回来,草草过个年。
巢谷进城中集市里,先要去买鱼,可天寒鱼价也跟着涨,又想去买肉,可是手中钱少,猪肉也买不起。正犯愁呢,忽然计上心来。
苏轼见巢谷久久未归,心中着急,顶着寒风到岸上等候。雪花片片飞落,城中隐约传来爆竹之声。苏轼瑟缩在风中,拄杖披氅,愁眉不展。朝云上岸来劝道:“先生,先回舱里吧,外边太冷。”苏轼叹气说:“朝云,今夜除夕,你们连饭都吃不上,我心里难受啊。巢谷去借年,至今未归,这年不好借呀!”
朝云忙安慰道:“先生,咬咬牙,春天就到了。”苏轼淡淡一笑:“春天来了,可这过年,对于穷人就是过关哪!”朝云低头略微沉思了一下,问道:“先生,有件事朝云不明白。这年究竟是为穷人而设,还是为富人而设?”
苏轼见舱中王闰之陪着迨儿和过儿,说道:“是为童子而设,因为他们总想长大,却不知长大后,过年是件苦差事。”朝云嫣然一笑:“年应为穷人而设。”苏轼忙让她说来听听。朝云笑着说:“富贵之家,过年有许多规矩,比如,要说过年话,要送过年礼,他们很累。这是因为,他们怕失去富贵。穷人则不然,他们无甚怕丢掉,只盼来年幸福临门,希望总是寄于来年,过年对他们是希望。有这盼头,过年也就格外兴奋。所以,年是为穷人设的。”
苏轼苦笑道:“有道理。除夕饿肚子,算是穷到底了,肚子里所有的污秽都没了。物极必反,来年必定过上好日子。”朝云笑道:“先生这么想就对了,不必忧愁。”
这时巢谷扛着一袋米,手提一条鱼和其他年货,胳膊夹着一坛酒,冒着风雪大踏步走回来。苏轼和朝云忙迎上去,接过米和鱼。苏轼问:“巢谷,哪弄来这么多年货?”巢谷神秘地说:“换的。”苏轼正要问他拿什么换的,却看见他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短褂,原来披在外面的夹袄已经不见了。他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忙脱下大氅披在巢谷身上,心疼地责怪道:“换来的,寒冬腊月,你这老命不要了!”巢谷笑笑说:“反正开春了也穿不着了,来来,回舱里准备年夜饭啦!”苏轼眼眶都湿润了,朝云忙扶着他回到船上。
王珪自上次被神宗责骂过后,口吐鲜血,一直卧病在家,眼看一日不如一日了。蔡确和李定在朝中没有什么主张,凡事都要到王珪府上来请示。李定拿到苏轼移官汝州的谢表,看到其中有“至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的词句,又重施故技,向神宗进言说苏轼对诗案心存不满,毫无悔意,应当严加治罪。但自上次贬放了舒亶之后,神宗已很讨厌深文周纳这一套把戏,狠狠地把李定训斥了一通。神宗心里清楚,天下人都喜爱读苏轼的文章,不是一个“乌台诗案”就可以贬损得了的。前番受了李定等人的蛊惑,说苏轼毁谤新法,在盛怒之下才把他贬到黄州,但是能把天下所有写诗读诗的人都关进御史台监狱吗?李定隐瞒了不守丁忧之事,一路攀升到翰林学士的位子,其实苏轼早在二十年前就应该做到这个官职了。神宗只是顾虑到变法大局,才没有去追究李定等人的罪过。如今他们的话再也动摇不了他要重用苏轼的念头了。
李定被训斥后,狼狈退下,跑到王珪府上,哭哭啼啼地把事情说了一遍。王珪躺在床上,气得气喘连连地说:“早跟你说过你们不懂圣上的心思,还敢拿苏轼去拂逆圣意?苏轼已在赴汝州的途中,我们应该再等待时机,等苏轼他自己犯错。老夫苦心经营的朝中局面,就要被你毁了!”说完,猛烈地咳嗽起来,蔡确忙过来抹他的胸口。
李定惊惶地问:“那现在该怎么办?”王珪缓了口气,才慢慢地说:“圣上忙于朝政,精力大不如前,不必总拿苏轼的事引起圣上关注。我听说苏轼已呈递辞官归老的奏章,大可令中书省准其归老,也省了我们不少力气。但是千万不要让圣上知道。”李定和蔡确恍然大悟似的点点头。
自从下诏量移苏轼到汝州之后,神宗盼着苏轼早日回来,可是一直没有消息。苏轼的谢表和奏章都被蔡确等人扣押,不让神宗知道。
入秋之后,神宗旧病复发,身体**天虚弱下去,但仍然坚持处理政事,带病上朝。可是朝堂之上,再也没有忠臣直臣肯为他进献忠言了。当年他雄心勃勃地主持变法,重用王安石等人,司马光、欧阳修、范镇、苏轼兄弟相继出朝,再后来王安石也罢相归江宁,他身边只有吕惠卿、王珪、蔡确这些人了。政策法令渐渐混乱,虽全力补救,奈何身边没有得力的贤臣,神宗一个人又怎么能力挽颓局呢?民间天灾连年,新法施行受阻,特别是永乐兵败的耻辱时时刺激着他敏感的神经,以致落下了病根。他觉得心力交瘁,有负先帝祖宗的重托,社稷中兴的梦想,似乎已经破灭。百感交集,无由解脱,病也就**天加重。
挨过了新年,病势愈加沉重。神宗自知不行了,把高太后和年仅十岁的儿子赵煦叫到榻前,垂泪不止。高太后哭道:“皇儿,娘在,有什么话就说吧!”神宗气息微弱,艰难地说:“朕死以后,请母亲垂帘听政,辅佐煦儿。”高太后含泪点头,把赵煦拉到身边,问道:“大臣之中,谁可重用?”神宗慢慢地说:“司马光、吕公著、苏轼、范纯仁,他们皆是忠臣,国之栋梁。孩儿一心锐意新法,将这些人都黜落了,实在是朕的过错。尤其是苏轼,他是先帝钦点的宰相之才,可朕却令他蒙冤远贬,大才遭忌。朕是大大的错了啊!”高太后听罢为之一惊,想起仁宗皇帝的遗言,不禁潸然泪下。神宗歇了一会儿,接着说:“朝中有人忌恨苏轼,一直阻挠他回朝。如今朕已召他回来,只可惜见不上一面了。母后当重用苏轼,则我皇儿可坐致太平。”
神宗瞑目而逝,享年三十八岁。赵煦即位,是为哲宗,改元“元祐”。由于年幼,暂由高太后代理国政。高太后一面吩咐大臣办理国丧,一面诏告天下。
王安石在江宁得知神宗驾崩,痛哭不已,几天里茶饭不进。神宗曾给予王安石莫大的信任和恩遇,全力支持改革变法。现在神宗去世,再不会有人能支持新法继续施行了。王安石已经敏感地意识到政局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自己的变法大业可能从此就要中断废止了。他如此哀伤悲痛,既是伤知遇之恩未报,也是伤自己壮志难酬。王安石大病一场,自此身体迅速衰弱下去,再也挣扎不起到佛寺山间闲走了。
苏轼在泗州过了新年,又带着家眷朝前进发,很快到了南都。南都就是现在的商丘,离汴京不远了。这时,朝廷准许他辞官归田的批文下来了,苏轼高兴万分,立刻整装南下,半途中方才听到神宗病逝的消息,不禁大哭一场,提笔为神宗写了挽词。苏轼虽然始终没能得到神宗的重用,还被贬谪黄州五年,但他从来没有半点怨恨之心。现在神宗仙去,他也获准居留常州,真是了无牵挂,身心自由!苏轼在船上向着京城的方向拜了三拜,便起程往常州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