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顾我这一生时,我认为我的成功是“早有准备”和“辛苦工作”的结果。是的,我很幸运,能在高中和在C-Cubed公司时得到早期的编程机会;能有一个管理大型图书馆系统钥匙的父亲;能找到比尔这���将我的想法放大落实的合伙人;能与爱德华?罗伯特相识,他买下了我们所有编辑的程序,一切都是那么“恰好”。
但我能把握这些机遇并非出于偶然。IBM**时间先找到微软,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更有远见、更有胆识,推动着微型计算机语言的前沿发展。我跟蒂姆?帕特森有联系是因为我在努力编辑8086的BASIC程序,后来雇佣了他负责软卡业务。我天性中喜欢接近那些跟我一样的人,那些迫切去了解即将到来的事物并尝试着把它变为现实的人。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养成了用未来的眼光去思考的习惯。
我工作职责的一部分还保持原样:我仍是公司里的技术骨干。我一直关注《电子新闻》、《计算机设计》这一类的杂志,常常去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图书馆查看任何可能错过的内容。我早就为道格拉斯?恩格巴特的发明而着迷,他曾在1963年发明了一款叫做“鼠标”的定位装置。他的工作影响了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或称Xerox PARC)的技术专家们。这个研究**将在接下来十年多的时间里在个人计算机领域**潮流导向,而其大部分突破都未引起其施乐母公司的足够重视,因为施乐对如何利用这些突破毫无概念,浪费了定义个人计算机市场的大好良机。
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是一个有护城河的象牙塔,你知道里面正在发生新奇的事,但无法触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几个行业杂志透漏了一些帕洛阿尔托研究**的创新。甚至在回到西雅图之前,我就提醒过比尔关于图形用户界面(GUI)的事。这是一种全新的用户体验,超越了传统的打字和文字显示,而使用更新颖的交互模式。通过由鼠标连接的图形用户界面,普通人都能直观地使用计算机,它对市场的潜在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当时微软正忙着做“象棋项目”,但我意识到,在我们的产品目录里,需要有图形用户界面以及图形用户界面应用程序。
不管什么时候,当我给比尔看像1979年施乐发表的科技报道《阿尔托:一台个人计算机》这样的文章时,他的反应,就跟当初我得知8080芯片的消息激动不已向他报喜时一样。“看起来挺有趣,”他回答。 “可是谁会去生产这个硬件,以合理的价格推出呢?”阿尔托是一台研究样机,它带来了这样一个大胆的问题:如果你相信摩尔定律,并对目前的工艺水平重新构想,而不去考虑成本的制约的话,你会创造出什么?但是,这台机器对家庭用户市场来说价格太高了。对一个像比尔这样的实用主义者来说,整个想法尚欠火候。
他的态度在1980年9月因查尔斯?西蒙尼的来访而发生了改变。查尔斯是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的主要程序设计师之一,来微软求职面试。比尔当时忙得脱不开身,史蒂夫?鲍尔默就让查尔斯来见我。他是一个说话轻声轻气的人,轻微有点匈牙利口音。查尔斯一直做纯研究工作,现在想转做产品开发方面的业务。他知道微软是“那个编程语言的公司”,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关领域的想法。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在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的工作。我翻看着他的简历文件,被里面的内容深深震撼了。
两个月之前,我在微软的研发策略备忘录上曾竭力建议开发一个“在程序功能、易用性和适应性上都能超过其他同类软件的文字处理程序。”现在我的手上拿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至少是这个软件的文字描述。查尔斯是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Bravo程序的编程带头人,这个程序是**款所见即所得的均衡字体文字处理程序。与之前像Wordstar这样的程序不同,Bravo呈现在屏幕上的内容就是打印出来的样子。尽管我暂时还没有理解所有的技术细节,但很显然,我正在看的就是文字处理软件的未来,我面前的这个人就是能带领我们到达这个未来的人。
查尔斯在跟施乐的管理高层会面之后,第二次来到微软,施乐的高层很想留住他。我们一定是说过什么他感觉称心的话,因为他决定加入我们了。“两家公司的区别并不大。”他后来说道,“施乐是一家走下坡路的老产业里的老公司,正慢慢走向衰退。他们不知道问题的答案并不奇怪;可悲的是他们连问题是什么都不明白。”查尔斯的决定令他在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的同事们很是惊讶,他们不相信查尔斯竟然要去一家如此没有名气的软件企业。(六年之后,微软与施乐两家公司的市值已经交换了位置;到了2010年年末,施乐的市值是150亿美元,只是微软的7%)
这一年的秋末,在签完合同之前,查尔斯邀请我到他的帕洛阿尔托市的实验室里看看软件的演示。当他坐在一台阿尔托机器之前,启动了进程之后,我震惊了。读到一个真正的突破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它的运转却是另一回事。现在我知道人们在1968年恩格尔巴特的“展示之母”的感受了:就像被时光机传送到了未来一样。
阿尔托严格来说并不是一台微型计算机,因为它没有用到微处理器。但在当时来说,它的确很小,它的机壳里面盛着**处理器,它的硬盘驱动器有小冰箱那么大。桌面设备包括一个键盘,一个监控显示器,后者像一个标准复印纸那么大,高度大于宽度。当时的商业计算机上装的都是低分辨率的显示器,大都是在黑色的背景下显示白色、绿色或褐色的字;而阿尔托的显示器设计重新进行了设计。当查尔斯在白底黑字的点阵显示器上打字时,我**次看到了所有今天的文字处理程序上司空见惯的东西:不同大小的黑体、斜体和下划线字体,曲线、文本对齐……当查尔斯对文件的部分内容进行“剪切”和“粘贴”操作时,我惊呆了。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在阿尔托机器的宣传上并没有说大话,它的确复制了笔和墨水的灵活性,还具有数字的便利性和速度。
在键盘的一边有一个方形的小盒子,上面有三个按键排成一排:一个机械鼠标。查尔斯挪到一边,让我坐下试一试。我用了一点儿时间使手的动作和屏幕上的光标移动协调起来,但很快鼠标就好像变成了我胳膊的延展物,也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图形用户界面接口是如何让计算机使用者变得更富成效。
查尔斯重新开始操作机器,他把一个代表文件的图标拖到了代表打印机的图标上面,一台Dover激光打印机嗡嗡地运行起来。那时,点阵打印机和转轮式打印机对个人计算机用户来说就是灾星:缓慢,噪声大,经常卡纸,而且只有一种标准字体。但在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这个神奇的世界里,我在几秒钟时间里就拿到了一份与查尔斯在西雅图商谈时的回忆备忘录:“我们的业务是什么?为巨大的市场生产和销售微型系统的软件……”这台打印机就是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智慧的结晶,是施乐这家本质上是打印机公司即将成功推向市场的产品。查尔斯说一台Dover打印机售价是20万美元;但我们都知道这个价格很快就会降下来了。
查尔斯把我的注意力带到机器后面的一根黄色电缆上,那由几台阿尔托机器通过以太网(Ethernet)相互连接而构成的本地网络,是帕洛阿尔托研究**的又一项专利技术。这台个人电脑的连接有着旧式分时系统的所有优点(一台共用的打印机和一个用作辅助存储器的文件服务器),但没有其缺点(连接速度慢,全网范围的瘫痪)。
“哇哦!”我想,“这将改变一切。”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的成就看起来既令人惊讶又让人觉得合理。人们肯定想要拥有我在查尔斯的实验室里所接触到的一切东西。当然你也能把电脑装上定点装置,或把文件拖到不同的文件夹里,或点下按钮打印出跟书本上一样的纸页。那天下午在帕洛阿尔托的体验就像是一道霹雳。一旦图形用户界面推向市场,计算机将变得合乎常情而系统条理,即使家庭妇女也能学会怎样使用它。那时,我感觉计算机的普及是无可阻挡的了。它们就要变得像电视机一样了,它们是无法阻挡的。 “象棋项目”是极其机密的,即使行业内部人士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忙什么。新年里查尔斯开始在微软工作,当我告诉他“象棋项目”时,他还以为是弗恩?拉伯恩的一个消费游戏产品,并未被打动。“我们得专心才行。”他说。接着我告诉了他IBM进军个人计算机市场的行动。
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查尔斯同意道。
我们在“象棋项目”上嘴巴极严,甚至都不提这家**公司的名字。我们把它称作HAL,模仿《2001:太空漫游》里电脑的称呼。(电影迷们都知道,HAL其实是IBM的三字母都在字母表上前一个字母的组合。)我们还需要更高一级的保密措施。当这一年的复活节前后IBM的个人计算机样机运抵我们办公室时,我们把它锁在了一件没有窗户的小密室里,锁和钥匙的管理也极其严格。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见到它。
微软有三分之一的员工在做“象棋项目”的部分工作,但核心开发工作是在这间密不透风的十米见方的空间里展开的。我的直接职责是BASIC-86。为节省机器有限的内存,IBM指导我们将BASIC程序嵌入到机器的只读存储器里。尽管在做苹果的Applesoft BASIC时,我们曾有这样的经验,但我还是紧张得要死。修复只读存储器芯片故障的**方法就是回收计算机,要是我们的BASIC程序有纰漏怎么办?我知道你不会推出一款复杂的**代软件让数以万计的用户粗手粗脚地摆弄而不出问题。
我有了一个全新办法:插入一百个或更多个“钩链”,这样BASIC编码的任何部分都能从软盘上进行修补和升级。(打个比方就是,在一本书的关键章节处贴上开口的信封,可以往里面添加内容或改动,而不需要重新印刷整本书。)这些“钩链”成了救星。
为了确保DOS能够通过IBM的检测,我选择了稳重的鲍勃?奥利尔来做这项工作。他将确保蒂姆?帕特森的DOS能与IBM样机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和谐相处”。在我们的密室里,除了IBM的样机,还有一个蓝色的盒子,是一台ICE-88英特尔电路仿真器,用于加快纠错的诊断设备。这两台机器发出巨大的热量,鲍勃和我即使身穿短裤和T恤都大汗淋漓。密室对面是一间未使用的屋子,现在由比尔的朋友安迪?埃文斯坐在那里。他是一个情绪无常的股票经纪人,只需要一张办公桌和一个办公电话。每当市场行情与他的计划相违,他就会尖叫着把电话摔在墙上。这些动静令隔壁的我们心烦不已。
我们的生意伙伴是以不容忍期限变动而闻名的,所以我们的工作以突击进度进行着。我们会连夜将当天的进度快递到波卡拉顿的IBM那里进行测试。如果**的工作出了小问题而没有成果,我们的某个程序员(我也不知道是谁)就会在送出软盘之前“不小心”把它重新格式化了。当IBM打电话来抱怨说为什么收到一张空白的磁盘时,他就为工作“失误”而道歉,然后在下次发货时把软盘发出去,以争取时间。
IBM古怪的样机是个大麻烦。鲍勃一直在重新焊接松动的线路,可是就是找不到故障的根源: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宝贵的时间正在流逝。更多的时间耽误在IBM苛刻的检验协议上,鲍勃花了大量令人沮丧的时间忙着填写表格。(我们开玩笑说,IBM的口号应该改成“好的产品源于好的文书工作。”)
原定于1月中旬的DOS和BASIC交付日期时隐时现,我们开始担心,若是IBM不能按计划进行8月的产品展示,他们可能会终止与我们的合同。有传言说在日本已经有一个技术团队准备在我们失败时接管“象棋项目”。1981年1月19日,鲍勃给IBM的一位经理帕特?哈林顿写信,表达了我们的忧虑: 微软仍竭尽所能将86-DOS和BASIC在样机硬件上运行,但由于IBM所提供的硬件和软件存在某些问题,我们仍未取得成功进展……以上种种问题将使我们的进度落后几周的时间。 六天之后的晚上,鲍勃把软件启动运行起来了。第二天早上,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宽慰。我们还要调试,IBM送来的打印机也不能正常运行,但是我们知道已经接近成功了。5月1日,蒂姆?帕特森离开了西雅图电脑产品公司,加入了我们的工作。他是我们急需的援军,因为他熟知86-DOS的一切。
这一年春季末,比尔和西和彦再次去了日本。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他们被日本的计算机制造商缠着要16位的操作系统。除了一家行业杂志曾漏了点口风之外,“象棋项目”还保持着绝密状态,而对我们正在西雅图开发的DOS,比尔也不敢透漏丝毫消息。即使如此,他们此次访日的成果也是显著的。微软*好的东西显然不是我们特别为IBM个人计算机提供的产品。真正的金矿是我们称作MS-DOS的兼容系统——可以以微软的名义在世界范围内反复售卖,卖给那些跟在IBM之后进入16位市场的公司。一边是日本市场的兴趣,另一边是IBM引发的国际连锁效应,我们开始意识到,MS-DOS将会是全世界个人计算机技术的顶梁柱。
所以,对我们来说决定性的是尽可能掌握DOS的所有权利。6月,我再次找到西雅图电脑产品公司,修改我们对86-DOS的协议,我们打算用3万美元买下所有的未来版税。罗德?布洛克反对,他提出15万美元卖给我们**专利权。我提高了条件,用5万美元买下专有权,并提出买断交易,附加了一个很讨好的条款:提供给他16位语言程序的升级。这就是1981年7月27日布洛克和我签下的销售协议内容。这个合同给未来的微软铺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知道这是个很好的主意,一个没有牵连关系的DOS将会是一笔极有价值的资产。但我不敢说当时就知道了它将会多么有价值。
正如我在不久之后的一份证词里所说: 比尔固执地认为,我们应该签一个销售协议合同……比尔认为我们应该对产品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他觉得,如果你想控制并从一个产品的开发中得到收益,拥有它比发放许可更好……[他]说这样各个方面才会更加明朗…… 若是布洛克知道IBM的事,他无疑会抬高要价,当然我们也会增加报价。但他是乐于出售86-DOS的。他因为经济不景气,缺乏流动资金而苦闷,没有人强迫他卖出86-DOS。布洛克优先考虑的是通过在新计算机上捆绑一个可靠的操作系统以增加硬件的**。随着计算机产业进入下一个个人计算机的时代,西雅图电脑产品公司不会成为IBM的合作伙伴,这是不可能的。(IBM的个人计算机推出之后五年,布洛克的日子过得不好,就一纸诉状把微软告上了法庭,试图取回他卖给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掌控权。考虑到陪审团意见的不确定性,微软选择了和解。)
1981年8月12日,IBM的个人计算机正式发布,并提前日程于11月开始发货。每个人都期待着IBM的个人计算机有良好的表现,但没有人期望它能如此迅速就控制了个人计算机市场。四年的时间里,除了苹果计算机之外,任何与IBM个人计算机,与MS-DOS标准不相容的微型计算机都走上了末路。
我当然为自己的团队而自豪。MS-DOS快速成长为公司的成功基石,它也非常令人满意地在交付市场后起到了核心作用。我也同时为86-BASIC而自豪,我们的老兵现在运行在了新的处理器芯片上。在我将运行在“牵牛星”上的旧代码经过调整和改善后,它几乎完整未动地运行在了IBM个人计算机上。毕竟是宝刀未老啊。 微软扩大到了近一百名员工,我们知道需要按照硅谷的模式给我们的**员工分些股权了。苹果公司在1980年公开发售股票,但我们还没对复杂的公开募股有所准备,但是时候开始筹备了。我们雇佣了年轻的风险投资人大卫?马夸特来加强我们的董事会力量,帮助处理我们进入金融市场的事宜。1981年6月,我们向华盛顿州递交了上市申请文件。
一个蛋糕被分成了更多份,我们的股本也稍微稀释了下。根据*新的股权分配,比尔保持了51%的股权,我是30%,其他的股权持有人中,史蒂夫?鲍尔默持有7.8%、马夸特的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占5.1%(他投资了100万美元)、弗恩?拉伯恩3.5%、戈登?莱顿1.3%、查尔斯?西蒙尼1.3%。我的头衔仍是公司副总裁,后改为执行副总裁。根据我们的正式雇佣协议,我作为公司官员拿10万元的底薪,外加6万美元的经理薪水。比尔作为公司总裁多拿2万5千美元。
成立股份公司并未立刻带来改变,只是使我们的工作显得更加正式了一些。这年秋天,我们搬到了靠近华盛顿湖的一个更大办公室,旁边还有一家我很爱吃的快餐店——汉堡大师(Burgermaster)。比尔和我选择了相邻的两间办公室,共用一个秘书,在两间办公室之间是一个短过道。我可以听到他所有的“争吵大赛”,包括与史蒂夫?鲍尔默的激烈争论。史蒂夫在比尔那里充当了可以在公司经营策略方面试探意见的“共鸣板”角色,就像我在公司技术策略上的角色一样。比尔继续充当大处着眼的战略家角色,而史蒂夫使得我们更有纪律性和系统性。有时候他们两人也会产生对抗:一边是史蒂夫挥舞着胳膊滔滔不绝,一边是比尔冷眼相对以众人皆错的分析;他们都是**好胜的人,高智商而百折不挠,带有夸张的感情宣泄。
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之间的争执似乎变得更加频繁更加紧张,就像两只发情的公象——特别是当史蒂夫试图让比尔增加员工时。增加员工是保有公司顾客和维持公司成长的**出路。进入董事会不久,史蒂夫就对比尔说微软需要再立刻增加三十个人,将目前的员工数翻倍。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但比尔却觉得不正常。他喜欢渐进式增加公司的日常开支,而这将使我们在科技产业错失良机。比尔开始朝着史蒂夫大吼:“你跟我要三十个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想让公司破产吗?”
史蒂夫吼着回答:“我们没得选择!我们有合同,有交货日期!要是不再雇人,合同就完蛋了!”
比尔说:“要是公司的业务缩水了,却还要养这么多人怎么办?我们会垮了的!你疯了么?我们会毁了公司的!你想毁了我们吗?”
我对史蒂夫毫不退缩的精神而赞叹,他继续跟比尔争着,直到达到目标为止。一个小时的拉拉扯扯之后,他说:“行,比尔,我来出钱。该死的。但我们真的得把人招起来,要不就完蛋了。”
史蒂夫是一个坦诚而直接的人——可能有点戏剧化,但没有控制欲。我们在生意上的意见不尽相同,但我们通常不干涉对方的职责。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去招募员工,出差时就住在一个双人间里——微软的节俭传统。有**早上,我听到一阵哼哧声醒过来。睁开眼睛看到史蒂夫正在地上十二个一组做俯卧撑,这可是早上七点啊。我想:“这家伙真是个硬骨头。”
通常我们会去**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学院招人: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哈佛、耶鲁和斯坦福。(我还能记起在麻省理工满座的休息厅里,学生们在《星际迷航》复映时一起诵读演职员表的情形。)比尔认为*好是趁着程序员还年轻有激情的时候把他们招来,一旦在别处有了工作经验就毁了。而根据我在霍尼韦尔的经历来说,这个观点很有道理。我们想要刚毕业的学士,硕士尚可,很少要博士。*重要的是,我们要的是***的人才。一个好的程序员在能力上能顶十个一般程序员,而一个天才程序员能顶五十个。
幸运的是,因为有了水、山和城市化核心的地域优势,西雅图的吸引力比位于沙漠的阿尔伯克基要大得多。一旦IBM发布了个人计算机,每个人都能看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无**拟的机会。我们的薪水可能略低于平均水平,但我们有个充满诱惑力的招聘广告:你是想去陶氏化学公司干过程控制项目呢?还是想在IBM个人计算机上开发*前沿的文字处理程序?一个有雄心的年轻软件工程师会毫不犹豫加入我们的行列。
史蒂夫的努力终于使得微软的人员扩充跟上了收入的增长,从1980年的40人到1981年的128人,再到1982年的220人。当一个公司的员工每年增长两倍甚至是三倍的时候,它就变得不像以前那么紧密了。但我还是喜欢下班后跟同事们聚在一起,去Casa Lupita吃饭,或在停工期去“无名之地”酒吧里喝酒,在那里我曾在华盛顿州学会的桌上足球游戏技术大有提高。在六天的工作周里,只要有时间,我们就会打排球赛,或者去鲍勃?奥利尔家里吃烧烤,马克?麦克唐纳则奉上大量家醇的代基里鸡尾酒。
我的生活比以前更丰富了。我买了一艘小型帆船。我邀请一些音乐人来我杉曼密斯湖的家里,即兴表演一个小时的蓝调音乐会。我曾办过一个令人难忘的万圣节派对,我打扮成巫师的样子,比尔则从楼上顺着楼梯护栏滑到下面厨房里:他以*快速度跑向楼梯护栏,一下子跳上去,然后滑到下面的木地板上。他还在玩刺激。有**,他借了安迪?埃文斯的保时捷928出去,在地上使车轮空转,把底盘弄坏了,差点毁了汽车,用了一年多时间才修好。比尔得了太多超速罚单,以至于他不得不雇佣了华盛顿州*厉害的交通法律师替他辩护。*后他还是换了一辆慢速的涡轮柴油引擎的奔驰来避免麻烦。
在我们离开阿尔伯克基的集体照上,十一个人里有九个是程序员,我们一群年轻的黑客在一起很开心。在西雅图这一切都变了。公司不断招入工商管理硕士来处理公司不断增长的生产线,有些是负责销售和广告业务,有些处理新产品的终端用户测试。这些都是基本的商业惯例,但不可避免地将资源从研究开发上分走了。随着一个技术公司的成长,它必须平衡创新需要和必要的既有产品支持、获取利润之间的关系。当初我和比尔将拥有35名程序员都当做白日梦,而现在微软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规模,要把握这个平衡越来越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