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 沙堆效应
**章 时代的性质
1.各演各的戏
两个金边小杯里的浓咖啡已经凉了,但依然飘着几乎烧煳的阿拉伯菊苣苦味。我们两个人对坐,一言不发,各自若有所思,木然地望着近处一台无声的电视。这是2008年的初秋,所有的电视频道都在报道全球金融危机,就连我们正在看的黎巴嫩真主党下属的Al Manar频道上也都是这些新闻。午后,福阿德(Fouad)和我都在享受这难得的片刻安宁和闲散。过一会儿,我们将各奔东西,回到各自的生活之中。他仍将回去履行他作为真主党**信息技术专家的职责。黎巴嫩真主党一直被视为游击队和恐怖组织。用一位以色列将军的话说,这个组织是“世界上*伟大的”恐怖组织。
福阿德和我谈了很长时间,我们谈到古兰经,谈到殉道,谈到他说自己“已经死去”的感觉,他说他只是还在这个世间待着,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等待着升入天堂的那一刻。那一刻是什么时候,很可能是由特拉维夫军方来决定的。我们也谈到他的童年时光,他的兄弟姐妹。他也问了我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因为我住在中国,而他非常想了解中国。我来见福阿德,是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在我和真主党打交道的时候,我越来越惊异于他们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哪怕这些都是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结果。他们在以色列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寻找更好的战斗和生存方法,这让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指示牌,但是我一直搞不明白的是,他们这个指示牌上的标识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当然,这意味着一个挫败以色列军队的辉煌纪录。2006年,大约500名真主党战士,让3万名以色列军人的进攻陷入僵局,而且,以色列还出动了中东历史上代价*为昂贵的空中打击。真主党为了显示其能始能终,在战斗的*后**,发射了和**天同样多的导弹。
为了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秩序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改变的,我知道我必须对福阿德到处传播的理念非常熟悉,即使这些理念看起来似乎令人反感。从某种意义上讲,像福阿德这样的战士身上那种对创新的激情,以及不顾一切的好奇心,让我想起我的那些经营着庞大的IT公司或是对冲基金的朋友们。他们大部分是我的同龄人,大约三四十岁。如果说,当初我在《时代周刊》做记者时碰到这些人,觉得他们充满了魅力,那么,当我一旦辞掉了记者的工作,我就更确切地体会到当今这个世界的变化莫测,因为我不只是作为一个记者,从远处观察其变化,作为观众而为其怦然心跳。事实上,对变革的向往,渴望有力量颠覆整个世界的冲动,激励着我们这一代人。这一代人建造了互联网,将其塑造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革命性的世界;这一代人创造了巨大而不受管制的金融机构,榨取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利润,同时也制造了数以百亿美元计的风险。在中国,你时常能感受到这种变化。中国人正在努力建造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他们面临的问题层出不穷,他们的面貌却日新月异。变化是中国人生活的**。中国人需要发现各种变化,当变化的速度太慢的时候,他们会加快变化的速度。他们充满自信,因为他们相信自己顺应着历史的潮流,他们将我们带到*激动人心的地方,不管是全球信息的快速联通还是完全新型的政府体制。他们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旧有的体制一定会分崩离析,这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将真主党分子和Google的创新在道德上相提并论可能是很不妥当的,但是你可以在他们的工作中发现一个相同之处:真主党的500名战士可以对抗以色列的3万名士兵,两个大学生在学校宿舍里面鼓捣出来的东西改变了整个互联网。这些创新的热点吸引了这一代人中*聪明的头脑:无数数学天才奔赴对冲基金,无数电脑高手开始自主创业,当然,也有些聪明的头脑落人了阴暗的角落。福阿德告诉我说:“我的电子邮箱里经常能收到雪片般的简历。当然,有的人会害怕被列入恐怖分子的黑名单中,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其实,我们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标。”
我把这些我知道的反叛者和我知道的另外一个世界做比较。在****委员会,在美国军方,在IBM或时代华纳公司,都有**的人才为之工作。但是,我已经感觉到,这些保守的机构根本没有办法和反叛的力量竞争。在这些机构里面,无论尊卑,无论长幼,在他们的官僚体系的各个层级,每个人都被落伍的世界观束缚得紧紧的,他们以为过去的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听听格林斯潘的困惑吧。2008年,就在福阿德和我看到上述电视报道的数周之后,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充满疑惑地说:“我发现了一个缺陷,但是我不知道它有多么严重,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但这件事情使我深感苦恼。”国会的人问他:“也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的价值观,都是不对的?你过去的一套不再管用了?”格林斯潘回答说:“完全如此,正是如此。这正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因为在过去40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都有非常雄辩的证据,证明我过去的做法都会如愿以偿,从无失误。”
格林斯潘的回答能够让你感受到,我们的领导人如今是多么的困惑。和他一样困惑的领导人大有人在。美国的总统怎么会在一场战争打得越来越惨烈的时候,就宣布战争胜利了呢?为什么俄罗斯的轰炸机又会飞到美国的海岸线上呢?中国的人均日收入不过7美元,这样的一个发展中**怎么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积累了将近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呢?为什么美国的财政部长,一个身家近10亿美元的华尔街高手,会在2008年5月份就宣布危机*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但到了8月份又不得不非常狼狈地奋力抢救全球金融体系?为什么我们虽能马上想到一些紧迫的挑战,比如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但是真要解决起来的时候,我们却举步不前,甚至还会倒退?
和福阿德分手之后,我想到了数周之前,我曾经和一位中国朋友见面。他现在在中国的银行系统中承担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告诉我,早在2007年,他就把旗下的一些金融机构关闭了,就是为了避免当今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他说,他非常惊讶为什么美国人没有发现这一风险,而且什么都没有做。他凭直觉已经嗅到了金融危机的到来。这让我意识到,真主党及Google的共同之处并不仅仅是野心勃勃地想要改变世界。2004年当海啸袭击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斯里兰卡的时候,很多小动物早已逃到山顶,但海啸到了之后,25万人却因为来不及撤离,葬身海底。小动物们根据直觉能够感受到灾难并赶紧行动,但我们人类却在安稳的生活中逐渐变得麻木了。就在那个下午,我意识到,他以及曾与我交谈过的其他人都找到了这种本能,并且能充分地利用这种本能。当他们每一次敲击键盘的时候,做每一笔投资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正朝着我们呼啸而来。
我和福阿德见面的前**晚上,真主党凶狠的而又充满魅力的**哈桑·纳什鲁拉(Hassan Nasrallah)沾沾自喜地谈到,美国政府曾经告诉格鲁吉亚军方,如果想更好地打击俄罗斯军队,就得向真主党学习。**会把真主党当做学习范本,介绍给格鲁吉亚吗?在贝鲁特这个谣言满天飞的地方,我们几乎无从得知这一说法是否正确。或许,这只是真主党自鸣得意的谎言。但是,即使这不是真的,难道真相不应该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从福阿德、纳什鲁拉和他们的几千名士兵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吗?不管怎么样,2008年的秋天,当我坐在贝鲁特的咖啡馆里,看到电视里面报道着那些原本看起来坚若磐石的数十亿美元的金融机构轰然坍塌,看到在另外一个频道里面,纳什鲁拉正在宣称,美国政府都要对他们刮目相看,我意识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些不可思议的事物,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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