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卷首语
文/张悦然
暧昧究竟是危险还是**,是压抑还是挑逗,是对峙还是交融,与这个词的含义一样,在它的背后生衍的世界永远是矛盾对立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暧昧不是模糊的信手涂鸦,它是非常**和微妙的,对于此间分寸把握,**是一件包含智慧的事。
东方文化中的禅宗思想,用语大都暧昧迂回,要的是一种余音绕梁慢慢体味的意境。人们需要将自己长时间地抛置在其中,寻找和确认。智慧是靠领悟获得的,而不是他人明确的指正。但它显然是一种过于温和缓慢的状态,放在现今这个注重赢求不断加速的世界,只能是一片远僻的桃花源。我们已经习惯了接受明确的事物,运用他人的创作智慧,这样可以让我们很快拿到沉实的果子。所以,真正蕴藏在东方文化里,充满智慧的暧昧,并没有被完好地传承。它需要闲适与清宁,需要和自己做游戏的耐心,因此可以说是非常昂贵和**的。
而现在沿街贩卖,在每个人的生活里穿进穿出的,是一种低档的暧昧。这种暧昧,只需要很少的时间和一点小聪明,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小游戏。道途漫长,路中总有疲倦,此时想要停歇一下,做个游戏唤起身体和头脑小小的兴奋,但又不用承担后果。因为没有后果,暧昧是消耗品,像肥皂泡和焰火,毁尸灭迹,要的只是双方心领神会。当然仍旧需要你保持清醒,不可沉溺,被一场微小的暧昧拖下水,弄得裙衫尽湿,人生可以算是狼狈。暧昧像一块小甜点,为了安抚那些躁郁的心灵,越来越多地被需要,于是我们需要表达暧昧的音乐,电影,��学。暧昧填补了所有的罅隙,给我们提供着缓解疲劳的甜。暧昧可以昂贵,也可以低廉,就像一顿下午茶,是坐在香港半岛酒店看着海景慢慢享用,还是在7-11的便利店里买个牛角面包,这些你都可以自己选。不过我们是否已经在无度地摄入这种甜点的过程中,降低了对甜的品鉴能力?我们的头脑是否也在一次又一次小刺激中变得疲惫和麻木?迷浸于用小聪明来做的游戏中,屡试不爽,我们是不是正在变得愚蠢?
我们在削减着暧昧这个词所传达的丰富含义,使它变得越来越明确。而我们,在明确的暧昧中,活得越来越钝了。
文摘:
我城只不过是你城吧
张悦然:自西西开始,香港作家一直很习惯地把香港称为“我城”,他们对于这一块小小而嘈杂的土地,有着强烈的归属性。西西还写过《浮城》,黄碧云又有《失城》,潘国灵还有《伤城》。他们需要不断确认,“这是我的城”,然而他们又不断地怀疑,“这已经不是我的城”。这实在因为香港太斑驳混杂。城市看起来密密匝匝,置身其中你忽然又会觉得空空阔阔。
周嘉宁:我们这代人其实是被香港文化熏陶着长大的,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每个**看周润发电影时的那种激动,以及那时候的挂历上全部都是张曼玉的大头像,甚至还有《香港制造》里面李灿森小腿上的那个文身也记得。更不用说从小到大耳熟能详的那些香港情歌了,我们那时候也都是电台情歌的忠实拥护者,会守在收音机旁边,听到好听的歌就立刻录下来。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周围的朋友对香港的作家却都很不熟悉,少数在读的大概也就只是黄碧云和西西,对香港的艺术家就更是知之甚少。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挺认同廖伟棠的观点,他们并没有那么在乎“分量”,而他们又固守一个“我城”的概念,他们无所谓大陆的出版市场,在这样一个喧嚣繁华的城市,却有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心灵。我们这期约来黄碧云的一篇随笔,她现在常在西班牙学习弗朗明哥舞蹈,在她的随笔里也提起她的舞蹈经历,这种对某些“沉重”的无所谓态度,令我喜欢。
张悦然:香港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之下,产生一种暧昧的气质,像一块悬浮在空中的云,易挥发,却难沉淀,没有依畔。它是生动的,有血肉,但没有骨头。而且它有一种亦庄亦谐的气质。早年看香港电影和电视剧,真的是有过笑着流泪的体验。昂贵的和低劣的永远隔街相望。你会觉得香港是特别轻灵而百变的。这是它的性感所在。像一簇一簇的小火焰,亲近得热烈,所以很容易把你点燃。
周嘉宁:对啊,你不是*近还在看《珠光宝气》嘛,TVB也真是让我们无法割舍过。
张悦然:小时候看过很多TVB的电视剧。只觉得像个万花筒,爱欲情仇,市井与豪门,什么都有。有一种俗气所散发的芬芳。
周嘉宁:前两年我在上海看过一场My Little Airport的小型演唱会,在话剧**的小剧场里,牵着一只黄鸭子气球的nico在那儿腼腆地唱歌,很像是在自我玩乐。这种小清新风格现在也从香港到了我们这儿。btr在上海一场魔岩三杰的演唱会以后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宁愿听My Little Airport,听他们自嘲地唱出生命里微小的苦;宁愿听旺福,听他们白痴地唱出生活中没来由亦无须理由的简单快乐;宁愿听Tizzy Bac,听她们牢骚般唱出日常生活里纠结的没有出路的怨。我更愿意回到地面,听那些更真实的声音,听渺小自我的窃窃私语。至于呐喊,至于理想主义,就让它们留在遥远的记忆里吧,记忆没问题。”而香港就是这样的,香港具有培育暧昧情歌的土壤,却绝不可能像北京一样滋生出那么多的摇滚愤怒青年。
张悦然:对,这就是廖伟棠的观点,香港的艺术家们不太清楚自己要往哪里去,他们也不在乎。
周嘉宁:所以我们说这是一块暧昧地带,模糊,混杂。
1 沙龙
我城只不过是你城吧
张悦然:自西西开始,香港作家一直很习惯地把香港称为“我城”,他们对于这一块小小而嘈杂的土地,有着强烈的归属感。西西还写过《浮城》,黄碧云又有《失城》,潘国灵还有《伤城》。他们需要不断确认,“这是我的城”,然而他们又不断地怀疑,“这已经不是我的城”。这实在因为香港太斑驳混杂。城市看起来密密匝匝,置身其中你忽然又会觉得空空阔阔。
周嘉宁:我们这代人其实是被香港文化熏陶着长大的,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每个**看周润发电影时的那种激动,以及那时候的挂历上全部都是张曼玉的大头像,甚至还有《香港制造》里面李灿森小腿上的那个文身也记得。更不用说从小到大耳熟能详的那些香港情歌了。我们那时候也都是电台情歌的忠实拥护者,会守在收音机旁边,听到好听的歌就立刻录下来。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周围的朋友对香港的作家却都很不熟悉,少数在读的大概也就只是黄碧云和西西,对香港的艺术家就更是知之甚少。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挺认同廖伟棠的观点,他们并没有那么在乎“分量”,而他们又固守一个“我城”的概念,他们无所谓大陆的出版市场,在这样一个喧嚣繁华的城市,却有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心灵。我们这期约来黄碧云的一篇随笔,她现在常在西班牙学习弗朗明哥舞蹈,在她的随笔里也提起她的舞蹈经历,这种对某些“沉重”的无所谓态度,令我喜欢。
张悦然:香港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之下,产生一种暧昧的气质,像一块悬浮在空中的云,易挥发,却难沉淀,没有依畔。它是生动的,有血肉,但没有骨头。而且它有一种亦庄亦谐的气质。早年看香港电影和电视剧,真的是有过笑着流泪的体验。昂贵的和低劣的永远隔街相望。你会觉得香港是特别轻灵而百变的。这是它的性感所在。像一簇一簇的小火焰,亲近得热烈,所以很容易把你点燃。
周嘉宁:对啊,你不是*近还在看《珠光宝气》嘛,TvB也真是让我们无法割舍过。
张悦然:小时候看过很多TvB的电视剧。只觉得像个万花筒,爱欲情仇,市井与豪门,什么都有。有一种俗气所散发的芬芳。
周嘉宁:前两年我在上海看过一场My Little Airport的小型演唱会,在话剧**的小剧场里,牵着一只黄鸭子气球的Nico在那儿腼腆地唱歌,很像是在自我玩乐。这种小清新风格现在也从香港到了我们这儿。btr在上海一场魔岩三杰的演唱会以后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宁愿听My LittleAirport,听他们自嘲地唱出生命里微小的苦;宁愿听旺福,听他们白痴地唱出生活中没来由亦无须理由的简单快乐;宁愿听T1izzy Bac,听她们牢骚般唱出日常生活里纠结的没有出路的怨。我更愿意回到地面,听那些更真实的声音,听渺小自我的窃窃私语。至于呐喊,至于理想主义,就让它们留在遥远的记忆里吧,记忆没问题。”而香港就是这样的,香港具有培育暧昧情歌的土壤,却绝不可能像北京一样滋生出那么多的摇滚愤怒青年。
张悦然:对,这就是廖伟棠的观点,香港的艺术家们不太清楚自己要往哪里去,他们也不在乎。
周嘉宁:所以我们说这是一块暧昧地带,模糊,混杂。
唔番屋企
香港的暧昧,其实是一种“无所谓”,暖昧起来,“无所谓”又是“有所谓”,香港永远是那么若即若离。
“番屋企”是粤语,就是“回家”的意思,我在香港零星和一些乐队合作排练的经历里,经常听到这句话:“我要番屋企食饭了,今晚阿妈煲了汤。”说话的是一个朋克女鼓手,或者一个画了黑眼圈的哥特吉他手。这种场景错置令我来自北京的朋友受不了,这些承载着叛逆符号的香港“80后”青年竟然都是乖乖仔,当在他们眼中是“波希米亚诗人”的我也说,“我也要番屋企食饭”,大家就崩溃了。
其实大陆对于香港的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有误解的,对香港的通俗文化过分错爱,对于香港的严肃文化又常常忽视。面对这种误解,香港也并不采取主动的姿态,只是默默选择了“唔番屋企”。从未必认同到不苟同、从学习到疏离、从争取地位(在大陆等级意识强烈的文艺圈子中)到无所谓,香港文化的独立面孔渐渐清晰起来,虽然因此获得的误解也更大起来。
有过一次有趣的误会,2007年秋是香港地下乐队“盒子”成立20周年,他们推出新音乐剧《蓝胡子城堡》加20周年纪念专辑。为此,他们分别约了我和颜峻写点东西,因为我们都听过盒子。颜峻和我是好友,兴趣点分分合合,在精神上倒常常殊途同归。但没想到文章出来,观点差异颇大。
2001年我去北京生活,随身就带了一张盒子的《番屋企》,一个人住在十里堡农民日报社中租来的小屋里,龚志成的手风琴和彼得小话的呢喃常常是从黄昏响起,孤寂、荒芜,和窗外的暮色一起沉入夜。当时,还没想“番屋企”,北京狂乱的魅力正枝繁叶茂地展开,还没有闻到成熟或者腐烂的意味。
《番屋企》是香港地下音乐发展史上一张重要的唱片,作者盒子是个组合奇怪的乐队,虽然只有两个人,涉及的范围却如三头六臂,在香港这样的乐队——以及这样的“文化单位”有很多,***的是“进念二十面体”,他们曾经是地下的,回归之后却因为其政治色彩日益变成“显学”,因此也脱离了我的兴趣范围。
颜峻就住在和我住处一条马路之隔的晨光家园,我记得我给他听过盒子《番屋企》,我当时还在沉迷Tom Waits,他已经远离。2007年了,“都2007年了,我仍然不知道盒子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颜峻在他写的关于盒子的文章中说。
不知道从哪里来无所谓,但为什么要知道到哪里去呢?这是我和颜峻*大的分歧,也许也是香港和北京的分歧——虽然我从不认为自己代表了香港,颜峻也不认为自己代表北京。就说现在,北京现在太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了,北京艺术、音乐也太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了,我的北京艺术朋友也太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了。老实说,这让我感到没意思。
在作为专业艺术家的北京看来,香港艺术和艺术家都像玩票似的,他们不知道经营自己,在国际艺术圈上基本没有地位,作品没规模,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当然客观地说也许是因为香港的经济环境造成,作为艺术家你饿不死也不可能发达,你需要一份正式工作维持生计,这使你不能孤注一掷地玩狠的——玩狠的也没有用,没人当回事。
这样无意造就了香港艺术的自由滋生状态,不容否认,这种状态滋生了大量不成熟者甚至稗类,但也让部分**者能清醒、独立地生长,不去计较一个纯粹的艺术圈子内的竞争、比较。在地下音乐界这样的名字有黑鸟、盒子、Huh?!噪音合作社等,黑鸟和噪音合作社自不待言,它们的意义在广义的政治、异议文化上,盒子和Huh?!则只在自己的脉络上寻找自己的意义。
尤其是盒子——龚志成和彼得小话,音乐在他们的生长中只是盒子之一面,他们的每次演出都为这盒子增加奇异的一面。龚志成有美国学院派实验音乐背景,彼得小话更有趣,他还是一个童话作家、插画家、诗人和演员,这些各领域的养分混杂在盒子的音乐中,长出的不是纯粹以音乐辨识的音乐。当然这种无心插柳的培育方式也产生无数歧义,像这次《蓝胡子城堡》的音乐便过分受制于剧场演出,编制上几个高手如李端娴、周展彤和张以式的加入,反而削弱了龚志成和彼得小话两人单纯结合产生的寂寥张力,也造成一个口味更刁的听众,比如颜峻,感觉“这些乐手,对我来说是有点太像棚虫”。龚志成和彼得小话心有灵犀一拍即合,但其他乐手的音乐思想和彼得小话明显有隔,彼得小话也不在香港生活多年,他们的合作所以显得机械。
好吧,让我们离开盒子,回到原来的论述上来。香港艺术的无人关心,既造成香港艺术家的刻意低调和退守性格,也培养了少数人的内秀、坚决。前者在香港艺术中显见,香港艺术家常常先把自己打上一耙,自嘲艺术,那样所谓的公众就没法笑话我们的艺术了:香港艺术一直反对宏大叙事,避之犹恐不及,反复强调艺术也是平凡的,大家玩玩罢了。的确也有人培养出了娱乐智慧,和公众以空斗空,*后落得一声冷笑。实际上他们内心都很认真,娱乐只是无奈的面具,像以前的软硬天师、近期的詹瑞文都是如此。
许多**的人,在香港的冷漠空气中,竟然养成了一种“死便埋我!”的气概:这是一种痛快、豁达,当然也是经历无奈和挣扎之后的决绝。这样的人,很少,但按比例来说,不会比北京少。他们很多都是一个领域的先锋,就音乐来说吧,比如说做剧场音乐、Low-fi即兴音乐,现在参加抗议民谣组合“迷你噪音”的陈伟发;曾经和刘以达组香港*早的电子乐队的、现在做极简音乐的Simon Ho;前面提过的黑鸟,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政治朋克音乐,现在则在基层从事文化抗争,他们追寻的意义,早已超出了“艺术”的狭隘范围。
如果走到了这一步,“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都无所谓,“番屋企还是唔番屋企”也无所谓,这是一条只有自己知道的不归路,既无掌声也无笑骂,说不定有**走到一个谁也意料不到的地方,即使有90%的可能消隐路上永远湮没无闻,也无所谓了。
当然这也是“绝望”的,就以我熟悉的香港文学为例,小说方面,年老的刘以鬯,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写了大量实验性极强的小说,前卫性大大超越其同代大陆小说家。1999年法国新小说大师阿伦•罗伯格利耶访港,专门去拜访他,像这样一个重要的作家在大陆几乎是没人知道的——少数知道的,也是因为留意到王家卫《花样年华》中引用了多句刘以鬯小说《对倒》的文字而已。比刘以鬯年轻一点的西西、更年轻的黄碧云、董启章,在港台和海外影响都很大,著作甚丰,却至今也没有一个内地出版社出版他们的作品。至于诗歌方面,有一个非常前卫的诗人蔡炎培,20世纪60年代就写了大量尖锐且沉重的诗篇,90年代被提名过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代大陆能与之比较的也仅有一个昌耀而已,香港读诗写诗的人中知道昌耀的肯定不下百人,大陆知道蔡炎培、读过蔡炎培的有几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