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美学的出发点和**,是探讨审美和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孔子认为,审美和艺术在人们为达到“仁”的精神境界而进行的主观修养中能起到一种特殊的作用。同时他还看到,审美、艺术和社会的政治风俗有着重要的内在的联系。因此他十分强调美育的重要性。他是中国历 史上**个重视和提倡美育的思想家。
孔子认为,为了使艺术在社会生活中能产生积极的作用,必须对艺术本身进行规范,艺术必须符合“仁’的要求,必须包含道德的内容。因此,他强调“美”和“善”的统一,强调“文”和“质”的统一,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和”的审美标准。
孔子提出了一系列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他提出的“兴”“观”“群”“怨”这组范畴,对艺术欣赏活动的心理特点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提出的“大”,是一个和他的天命论思想相联系的美学范畴。这个范畴,和后来出现的“壮美”的范畴以及西方美学中的“崇高”的范畴,涵义有所不同。他提出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命题,则在中国美学史上开创了一种关于自然美欣赏的“比德”的理论。
孔子的美学思想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在孔予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把艺术和政治教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这是中国美学史上一种十分强有力的传统。
墨子的美学思想是和孔子对立的。孟子的美学思想则是孔子美学的继承和发挥。
刘勰在《文心雕·知音》篇中,论述了审美鉴赏问题。
刘勰在《知音》篇弓开始就指出,审美鉴赏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他说: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这就是说,要想对一个艺术作品有正确的鉴赏是很不容易的。反过来说,一个艺术作品要遇到真正的鉴赏者也是很不容易的。
为什么知音这么难呢?
刘勰从两个层次作了分析。
首先,从比较外在的层次说,知音难逢,是因为人们往往为各种偏见蒙蔽了自己的审美感受。主要是三种偏见:**,“贵古贱今”。也就是看不起和自己同时代的作家,却一味思慕古代的作家。第二,“崇已抑人”。也就是曹丕说的“文人相轻”。第三,“信伪迷真”。这是因为学识浅薄而引起的偏见。
再进一步,从比较内在的层次说,知音难逢,有两个原因**,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并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要鉴别作品的审美价值的高低,需要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刘勰说:“夫麟凤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魏氏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日易分?”麒麟与獐鹿,凤凰与野鸡,珠玉与石子,这些东西的区分本来是很明显的,但是有人却把它们搞混了,可见鉴别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就更不容易了。第二,人们的审美趣味有差异,这就影响他们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作出客观的全面的判断。刘勰说:“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各人按自己的喜好去评赏作品,就难免发生片面性了。
知音难遇,并不是说,对艺术作品就不能有正确的鉴赏了。刘勰认为,作家的情意是通过文辞表现出来的,因此,对文学作品正确的鉴赏是完全可能的。他说: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夫唯深识鉴臭,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照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
玩绎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就是说,作家的“心”、“情”、“理”是可以感受和把握的。关键在于读者的鉴赏力。鉴赏力高的人,经过对作品反复的玩赏品味,就能感受和把握作品的审美价值,从而得到审美的愉悦。
怎么提高审美鉴赏力呢?刘勰认为“博舰”是提高审美鉴赏力的有效的途径。他说:
凡操千曲面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蝼,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亍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干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博观”,就是要扩大自己的视野,多读各种文学作品。读得多了,有了比较,就可以纠正由自己的审美趣味产生的偏爱,从而对作品可以有比较客观、全面的看法。
刘勰认为,提高了鉴赏力,还要讲究鉴赏的方法,这就是所谓“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位体”是指文章体制的安排。“置辞”是指词藻的运用。“通变”是指处理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奇正”是指处理常规和变化的关系。“事义”是指用以说明论点的事实材料、典故。“宫商”是指文章的音调。刘勰认为,采用了这个方法,文章的优劣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刘勰的“六观”,显然并不专指文学作品,而是就一般文章来说的。正因为这样,用这种方法来鉴赏文学作品,就可能产生很大的毛病。因为这种方法把完整的审美意象肢解了。在这一点上,后来宋代的诗论家就要比刘勰进了一大步。
《知音》篇的出现,表明南北朝文人开始注意对文学鉴赏的研究。它不是孤立的。和刘勰同时代的刘昼(字孔昭,514—565),著有《刘于》一书,其中有《正赏》、《殊好》等篇,谈的也是审美鉴赏的问题。刘昼把审美鉴赏分析为“情”和“理”两个方面:“赏者,所以辨情也,评者,所以绳理也。赏而不正,则情乱于实,评而不真,则理失其真。理之失也,由于贵古而贱今,情之乱也,在乎信耳而弃目。”刘昼认为,鉴赏不正确,知音难遇,从表面上看,
是由于“重古而轻今,珍远而鄙近,贵耳而贱目,崇名而毁实”,而从实质上看,还是由于人们的鉴赏力太低,“目乱心惑”,再加上嗜好不同,就常常产生“颠倒好丑”的怪现象。刘昼的这些看法,和刘勰的看法很相类似。这说明审美鉴赏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研究课题了。
叶燮是一位在中国美学史上作出**贡献的人物。叶燮的《原诗》是中国美学史上*重要的美学著作之一。
叶燮在《原诗》中建立了一个以“理”事”“情”——“才”“胆”“识”“力”为**的美学体系。这是一个相当严密的唯物主义美学体系。和王夫之的美学体系一样,叶燮的美学体系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种总结的形态。
叶燮美学体系中的理事情说,包含有艺术本源论和美论(关于现实美的理论)这样两方面的内容。叶燮认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是“气”。“气”的流动,就有了“理”“事”“情”,“气”的流动,也就是美。所以现实美与客观“理”“事”“情”是统一的。任何艺术作品都是“理”、“事”、“情”的反映。也可以说,任何艺术作品都是现实美(“天地自然之文章”)的反映。这是十分鲜明的唯物主义的艺术本源论,是叶燮全部美学的基石。
叶燮认为,诗歌并不是实写“理,,“事”“情”,而是“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诗人所创造的是艺术境界(即审美意象)。艺术境界是从对于“至理实事”的“妙悟”(即直接审美感兴)中产生的,它的特点是“虚实相成,有无互立,取之当前而自得”。这就是他的审美意象论。叶燮在这一审美意象论中,把审美感兴(“妙悟”)和唯物主义反映论统一了起来,把审美意象和艺术的真实性统一了起来,表现了他对于形象思维的深刻理解。
叶燮的才胆识力说,是关于艺术创造力的理论。叶燮认为,艺术家的审美创造力, 包括“才”“胆”“识”“力”四种因素。他把这四种因素都放到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础上进行分
析,从而把艺术创造力的概念和艺术真实性的概念统一了起来。
叶燮主张“文”与“质”的统一,诗品与人品的统一。他对这两个传统的命题作了补充和发挥,提出了“处异则志不能不异”、‘作诗有性情必有面目”等命题,以及诗人的“胸襟”决定诗歌作品深层意蕴的重要思想。
叶燮对诗歌史上“正”、“变”、“盛”、“衷”的关系作了详细的分析,有力地论证了“变”和“创”的合理性。叶燮的艺术发展观,极为深刻,是叶燮美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叶燮主张艺术意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反对单一化、标准化。他从三个角度对这个主张作了充分的论证。
叶燮的整个美学体系处处贯穿着对于艺术上的教条主义、复古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强烈的批判精神。
当代学者金克木认为,叶燮的《原诗》“几乎可以说是****”,“它不但全面,系统,深刻,而且将文学观和宇宙观合一”,‘组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金克木还认为,叶燮建立的美学体系“很有近代、现代意味”。这是十分精当的评价。叶燮确实可以被称为是中国十七世纪的伟大思想家而毫无愧色。在中国古典美学的银河系中,王夫之美学体系和叶燮美学体系这两颗巨大的恒星构成了光辉灿烂的双子星座。它们将永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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