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西安:山雨未到风满楼
1.渐成气候的“三位一体”
日军自1931年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
后,独占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大。此时,中国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忙于镇压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一方面又要应付各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割据,加上日军的外部压力,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蒋介石仍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还在1931年7月23日,也就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即通电全国,强调: “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他说:“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之统一,则不能攘外。”“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全大会上再三强调,抵御外侮“先要**统一,力量集中。”同年11月30日,他又说: “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国民党政府对外奉行不抵抗政策.对内则集中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异己势力。
由于国民党奉行对外不抵抗政策。使日军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九一八”事变后的几个月内就占领了东北全境,随后在东北建立所谓“满洲国”。1935年开始,又蓄意制造“华北事变”,妄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面对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声明,号召全国各**、各**、各党派和其他各界人士,摒弃前嫌,团结抗战,并在**的《八一宣言》中提出成立抗日联军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郑重提出:“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并宣布: “红军**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全国人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内战,全力抗日。工人、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不断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全国迅速形成了**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
这种形势,对于奉蒋介石之命,在陕甘一带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对于领导这两支军队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张学良是奉系军事首领张作霖的长子。1928年6月,张作霖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后。他接掌了东北的领导权,任东
三省保安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三省。此后,张学良寄希望于蒋介石,希望他能够领导全国军民,励精图治,收复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失地。但现实却深深刺激了他。当看到蒋介石对外消极抗日、对内积极“剿共”的事实后,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曾痛切地对身边的人说: “政府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攻取。而在外敌侵略下一省一省地丧失,这样下去必然失掉人民的支持,结果将是政府与人民同归消灭。”他还说: “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去剿共,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
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1929年以后担任国民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主任,并一度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35年上半年,他遵照蒋介石的指令率部到陕南“堵剿”红二十五军,结果手下的三个旅被红军消灭,实力大为削弱。他从自身利害考虑,意识到跟着蒋介石“剿共”没有出路。他多次对部下说:“抗日,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
中共**及时分析了全国的新形势,分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在全国范围的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之前,首先在局部范围内联合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是完全有可能的。为此,中共**决定,首先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下属官兵开展积极主动、耐心细致的宣传与争取的工作,力争建立西北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
为促使张学良早日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名红军领导人以公开信的形式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这封长达两千多字的公开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为东北军指明了出路,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与东北军首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愿望。
在此之前,中共党组织已通过一些地下党员。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刘澜波是早期活动在东北军中的中共党员之一。他是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刘多荃的堂兄弟,随东北军一起来到西北,后经东北军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介绍,担任张学良总部政治处的科长,秘密从事共产党政策的宣传工作。刘澜波与黄显声秘密商定,成立一个军士连,由刘澜波任连长,与中共平津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聘请共产党员孙致远、康少逸、朱大光、刘景祐等任教官,用抗日救国的精神训练该师下级军官。
对于是否该与共产党合作.张学良当时还心存犹豫。因为没有“上峰”的支持。与“匪军”合作是要担风险的。但随后,从杜重远那里得到的一个消息,对他触动极大。杜重远, 《新生》周刊的总编辑和总发行人,积极倡导发动“一场自己的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1935年7月9日,因言论问题被南京当局判处一年零二个月徒刑.成为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他被关押到上海漕河泾第二监狱后,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探监,鲁迅也为此向当局提出抗议,鼓舞杜重远继续在狱中进行抗日救国活动。1935年年底,张学良在上海与杜重远会见。从杜的口中,他得知蒋介石正在秘密寻求与共产党接触。此前,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果夫奉蒋之命在国内寻找中共线索,由其亲信曾养甫出面,也通过谌小岑、翦伯赞等人,找到了中共北方局的关系。从1935年11月起,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等与谌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双方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商谈,彼此间有了初步了解。1936年元旦后,国民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受蒋介石之命.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1月l3日,邓与中共代表潘汉年会晤,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了具体商谈。
得知这一消息后,张学良打消了顾虑,坚定了联共抗日的信念。
东北军在进攻中共陕北根据地时,有数千官兵被红军俘获。红军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他们不打骂虐待,生活待遇同红军官兵一样,有时还把好粮食、好房子、好窑洞多分些给他们。不少俘虏通过亲身体验,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被释放后,他们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经过他们关于“神奇红军”、 “神圣抗战”的口头宣传,越来越多的东北军官兵认识到:应该联合红军共同打日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样,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1936年春天,中共党员宋黎、傲明远、马绍周、苗勃然、刘鼎等陆续到达西安,中共在东北军的工作力量逐步加强起来。
同年2、3月间,李克农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到洛川会见张学良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双方就联合抗日的问题初步交换了看法,解决了东北军与红军之间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双方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当时,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部约一个团,已在陕北甘泉被红军包围了半年之久,弹尽援绝,吃用无着,处于不击自溃的境地。红军为了争取他们联合抗日,自动撤围,并用喊话、唱抗日歌曲等方式鼓动他们抗日复土。打回老家去。红军的行动,使这支部队的官兵深受感动。随后,红军东征,奔赴抗日前线,路经甘泉城下时,城内东北军官兵纷纷登上城墙,用热烈的掌声为红军将士送行。红军官兵迈着整齐的步伐,边行军边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收复我们的神圣领土!” “欢迎东北军兄弟们一同打回老家去!”城内官兵也随着高呼口号: “誓死不当亡国奴!” “我们
一定要打回老家去!”“我们一定要为爹娘报仇!”
通过较长时期的细致工作,4月9日,周恩来同李克农到达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在城内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张学良面商抗日救国大计。红军驻东北军的联络代表刘鼎参加了会见。此时的张学良虽有抗日决心,但对联共仍有不少顾虑。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与他具体分析了逼迫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讨论并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电台联络、通商以及红军帮助东北军开展抗日教育等事宜。这次会谈是促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关键一步。
当时,蒋介石一再严令东北军加紧进攻中共**所在地瓦窑堡。为了联合东北军共同抗日,根据双方在延安达成的协议,红军决定主动撤离瓦窑堡。这年6月21日,中共**及中华苏维埃******撤离瓦窑堡,于7月2日到达保安,在那里建立了新的“红色首都”。红军撤离瓦窑堡前,在城门楼上写了“山海关”三个大字.还在墙壁上写满了“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大字标语。东 北军官兵进城后,看到这一切。体会到红军真诚团结抗日的心意,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一个个止不住泪流满面,抗击日寇,收复故土的愿望和要求也越发强烈了。
随着红军和东北军的关系日益密切,在1936年6、7月间,中共**派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作为红军的正式代表常驻西安,协助东北军进行部队改造,准备抗日。叶剑英住在金家巷孙铭九的家里。孙铭九是张学良精心挑选培养的心腹嫡系之一。1927年,孙结交张
学良之弟张学铭.后人东北军,,928年被选派赴日本人陆军士官学校。当时任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负责西安的警卫工作。因为孙铭九家在张学良公馆附近,所以叶剑英能够经常与张学良会面商谈。同时,中共**还派彭雪枫、朱理治等四十多名干部来到西安,由朱理治负责中共在东北军中的工作。此时,红军与东北军不仅在陕北前线停止作战,而且双方的关系在甘、宁前线上也出现了实质性变化。这一年7、8月间,宁夏马鸿逵的一个骑兵团被西征红军的红一军团围困。蒋介石得知后,急令东北军前去解救。为了争取甘、宁一带的东北军,刘澜波与驻固原的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联系,并报请中共**批准。
允许东北军刘多荃一○五师的一部。按照规定时间进入红军包圈,带出了即将被消灭的马鸿逵骑兵团残部。从此。红军和东北军在甘、宁前线也基本停止了作战.由两军对垒变成了互相帮助的好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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