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从基督宗教神学建构来说，一部《圣经》的汉译、传布和接受的历史就是一部汉语神学建构的历史，汉语神学既以汉语的“《圣经》”为基础，又通过“汉语”的《圣经》来把握、理解以及在观念上运用圣言的真义。其中*为突出的事例就是神名之争。就“耶和华”（■，YHVH，Yahveh）和“耶稣”（Jesus）两个名称来看，它们在表面上是圣父和圣子的英语音译汉语名称，但是，实际上译者在选择相对应的汉语词语的时候，明显地受到汉语姓名学的影响，至少对此有着精深的理解。这两个汉语名称至少在外在的字义上帮助我们理解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同姓”的--离“同��”或“同质”并不十分遥远，而不至于为一个希腊文字母发生数百年之争。而“上帝”、“天主”、“神”三个名称的长期争论，虽然在今天看来似乎属于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它们反映出坚持某个译名的宗派对神的本质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张力。另外一个**的译名之争涉及到教会礼仪。“二马译本”面世后，“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分别将bap-tism分别译为“浸”、“洗”导致在采用版本和参与译经事工上出现巨大的分歧。由此可见，汉语神学的建构无论在教理和教会实践上都须臾离不开“汉语”《圣经》。
历史之中的《圣经》汉译
《圣经》中文译本的数量难以确考，迄今有据可查者即达百余种。从总体上说，根据主要的历史事件--约635年的景教入华1807年的新教人华以及1919年和合本出版，我们大致可以将《圣经》汉译史分为三个阶段：（1）635-1807年的中文《圣经》翻译是拓荒过程，汉译《圣经》版本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景教、也里可温教以及罗马天主教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作用尤为突出。（2）1807-1919年的中文《圣经》翻译是多样发展阶段。该阶段以“二马译本”为肇始，而以“官话合和译本”为顶点，出现了各种主要版本，其中主要可以分为：深文理译本，浅文理译本，官话译本，和合译本，中国方言译本，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圣经》译本，中国盲人《圣经》译本等；（3）1919年一现在，是“官话和合译本”面世和流行后中国学者参与和独立翻译的过程，这是一个由西教士译经转向华人学者译经的过程，是一个《圣经》汉译自立的过程。主要版本主要由华人学者完成。
635-1807年：从无到有的拓荒阶段
中国基督宗教史与其说有一个首尾一贯的线索，毋宁说是由若干线段联结成的。正典自身的翻译和传布既为这种曲折的历史所塑
…… 本辑《基督教学术》以《圣经》的翻译和诠释为专题，其中大部分文章选自2006年6月8日至10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行的“经典翻译与诠释”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复旦大学哲学系五十周年系庆系列活动之一。来自国内与美国、新加坡等地的近五十名中外学者参加了会议，共计宣读论文35篇。现收入本辑的相关论文共计17篇。
经典的翻译和诠释是推动人类文明传布和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全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文明是拥有文化经典的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希腊文明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四大文明大约都在公元前六百年至前五百年开始形成以文字形式记载的文化经典。雅斯贝斯（Kad J踮pers）把这一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因为自从这个时代起世界文明的基本类型已经划定，人类诸伟大文明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时代所确立的基准而发展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经典的建立起了重大作用。这些经典成为相关文明的指路灯，发挥了价值导向和知识导向的重要功能。
诠释是文化生命的动力。诠释一方面延续了文化的生命，另一方面更新了文化的生命。没有诠释，我们不能理解古代的文化经典。社会在变化，语言在变化，人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变化，所以读者势必通过注解才能理解古代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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