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恼火:“不要胡搅蛮缠,大学生!”
后来,确信我没有不尊重的意思,她答应为我试一下。那时通信技术十分落后,康涅狄格的接线员必须先接通亚拉巴马的接线员,后者再接通伯明翰的接线员,而后再接通迪莫波利斯的接线员。
康涅狄格的接线员首先发话:“我这儿有个小伙子想连线亚拉巴马州迪莫波利斯的电话,号码是5。”
话音未落,迪莫波利斯的接线员就答道:“噢,他们家现在没人,都去教堂了。”纽黑文的接线员当场目瞪口呆。
随着大学时光快速飞逝,我考虑过去医学院、法学院或者商学院继续深造。一直以来我都喜欢学习,而且也想继续学习。1964年的夏天,我去多米尼克兄弟证券公司打工,在那里我深深地爱上了华尔街。长期以来我都想尽可能多了解时事,同时,令我感到诧异的是,在华尔街居然有人愿意付钱给我,让我判断发生在智利的革命是否会抬高铜的价格。而且,当时我很穷,急需钱,很明显华尔街能够满足我的需求。
在耶鲁,我是船队的一名舵手,四年大学生活临近结束之时,我幸运地获得了牛津大学提供的奖学金。在牛津,我进入贝利奥尔学院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我成为亚拉巴马州迪莫波利斯历史上,在泰晤士河上掌舵参加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的**人。
我开始将暑期在华尔街打工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拿奖学金来投资。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我参军了几年。在军队我替指挥官理财投资。由于恰值牛市,我让他斩获颇丰。后来我回到纽约,再次进入华尔街工作。
我*终成为一家两人离岸对冲基金的初级合伙人,该项基金是为外国投资者服务的复杂基金,买卖世界各地的股票、商品、货币和债券。我无休止地工作,尽可能地熟知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动情况、货品情况、原材料情况以及各种信息。1968年我入市的时候只有600美元,到1980年退出之时我已经拥有百万美元。然而,为此我也付出了代价。其间,我有过两次短暂的婚姻,我的两任妻子都不能理解我努力工作的热情,这种热情是父亲遗传给我的。当我意识到能够让钱在市场上为我所用之时,我不会用这些钱来买一张新沙发。我过去相信,至今仍然相信,年轻人省下的每一元钱,如果能适当地投资,都会在他的一生中给予其20倍的回报。
1980年,37岁的我生活无忧地退休了,开始寻求另外一种生活,也让自己有时间思考。在华尔街工作太紧张,没有时间思考。再者,我有一个梦想,除了想换另外一个领域的工作之外,我还想骑着自己的摩托车环游世界。